陶匯曾(1899年9月1日—1988年6月27日),字希聖(以字行),筆名方峻峰,湖北黃岡人,是中华民国政治人物、社会史学家、三民主义理论家、法学家,也是中国社会史学派食货学派的开创者。
陶希聖曾为著名学者,于1920年代末掀起中国社会史论战。七七事变后,他积极参与低调俱乐部的政治活动,并随汪精卫出走河内。1939年,陶希聖任中国国民党 (汪精卫政权)中央常务委员会委员兼中央宣傳部長。1940年1月,由于日本对汪精卫政权外交态度严苛,陶希聖同外交官高宗武心怀不满,便在青帮的帮助下从上海出逃至英属香港,并在香港《大公报》公开“汪日密约”,使中国人民知晓日本军国主义的真实面目,是为高陶事件。
1942年,陶希圣返回重庆,任委员长侍从、并帮蔣介石執筆《中國之命運》一書,成为蒋介石的主要文胆。1947年后,深受蒋介石信任的陶希圣历任中国国民党中央宣傳部次長、總統府國策顧問、中國國民黨設計委員會主任等要职,并于1988年病逝于台北。[1]
1899年,陶希圣出生于湖北省黄冈县仓埠镇陶胜六村(现属武汉市新洲区仓埠街道)。幼读诗书,1908年被父亲(其在河南任候補知县)送入开封旅汴中学(河南省立第一中学前身),续就学于武昌英文馆。1915年,陶希圣考上北京大学預科,師從沈尹默、沈兼士,課本有《文心雕龍》、《呂氏春秋》、《淮南子》、顧炎武《日知錄》、章太炎《國故論衡》、錢大昕《十駕齋養新錄》等,並自修《宋元學案》與《明儒學案》。1918年,陶希圣升入北京大学法律学门(今北京大学法学院)。1922年夏,陶希圣自北大毕业后,任安徽省立法政专门学校教员。
1924年,陶希圣在上海商务印书馆编译所做编辑,同时在上海大学、上海法政学院、东吴大学等校讲授法学和政治学。1927年初,陶希圣应聘为中央军事政治学校武汉分校中校教官,参加北伐革命军工作,从此以“陶希圣”的别名取代本名“陶汇曾”。1927年后,历任中央独立师军法处长兼特务组长、国民革命军总政治部秘书处长、《党军日报》社社长。1928年,陶希圣任中華民國陸軍軍官學校高级政治教官兼政治部训导处。同年12月辞职赴上海,加入国民党改组派。1929年后,陶希圣在复旦大学、国立劳动大学、暨南大学、中国公学、上海法学院、立达学园及中央大学任教;同时与周佛海、樊仲云等创办新生命书局。1931年1月,陶希圣受聘为中央大学教授,讲授中国政治思想史、中国法律思想史。教授之余,他仍笔耕不辍,《中国社会现象拾零》一书即此时的代表作。1931年暑假后,陶希圣应北京大学之聘,回母校讲授中国政治思想史和中国社会史等课程,并于清华大学、燕京大学、北师大、朝阳大学等校兼课。直至1937年7月抗战暴发,一直任北大教授。1934年12月1日,陶希圣创办《食货》半月刊,并在北京大学一院开设经济史研究室。其骨干包括沈巨尘、武仙卿、连士升、鞠清远、曾骞、何兹全等人,他们的学说被称作“食货学派”。1936年,华北抗日救亡日益高涨,中共在一二·九运动后组织外围组织“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动员青年学生下乡宣传救亡。1936年5月陶希圣在胡适主办的《独立评论》第201号发表《低调与高调》一文,抨击共产党"全民救亡"的主张。
1937年7月15日至30日参加国民政府召集的庐山座谈会,与汪精卫、周佛海、胡适等人产生共鸣,上书蒋介石,主张“负责任”的“和平运动”,通过外交手段和平解决中日之间一切悬案,根本调整中日关系,以谋东亚的长期和平,而结成“低调俱乐部”。开始从政。8月19日,蒋介石让胡适立即赴美任大使。蒋介石对陶希圣说“共产党在武汉活动,闹得不成样子”,受蒋的委派,1937年10月2日到武汉,在中华大学和其他高校演讲,“对中共作观念上和思想上的斗争”一个月。回南京后向蒋、汪汇报,指出“共产党高调号召”抗日,人民阵线活动几有“国裂党亡”恶果,并提议在武汉大后方以非党或第三党名义成立权威性的文化团体、时政刊物,有号召力的学者以公允面目引导社会思潮。
1938年2月,陶希圣在汉口特别市天津街4号同周佛海创办“艺文研究会”(隶属于国民党中央宣传部)。1938年6月,艺文研究会迁重庆菜园坝,蒋介石每月向其拨款4万元,但该组织具体受汪精卫领导,由周佛海任总务总干事,陶希圣任设计总干事兼研究组主任干事、理事会总干事,并同侯顶好主持经济考察团、同吴景超、陈之迈3人主持编译委员会。而艺文研究会的香港分会名为"国际问题研究所",由高宗武、梅思平主持,负责对日秘密联络。
1938年7月,陶希圣任国民参政会参政员。12月19日,随汪精衛、周佛海出走河内。12月29日,与周佛海、梅思平前往香港,开展“和平运动”。
1939年8月28日,陶希圣从香港抵达上海,参加汪精衛的“中国国民党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当选为中央宣传部长。“委屈周全,腆颜支撑”,组建了伪中宣部,建立了《中华日报》、中华通讯社,拉拢联络吴佩孚、陈宦、刘菊村、金璧东等。1939年11月,陶希圣受汪精卫指派,同周佛海、梅思平、高宗武與日方代表影佐祯昭、须贺彦次郎、犬养健在上海六三花园就日本内阁新通过的《日支新关系调整要纲》进行谈判。1940年1月,对大日本帝国和汪精卫政权有所失望的陶希圣、高宗武二人在青帮帮助下出逃上海,并于香港透过大公报联名揭发“汪日密約”,國史稱其为高陶事件。后陶希圣留港办《国际通讯》。陶希聖與胡適有交情,當年陶捲入“汪日密約”中進退失據時,惟一想到可以寫信表達心聲的人就是胡適。
1941年底日軍攻陷香港。1942年初,陶希圣逃离香港,经韶关、桂林回重庆,任委员长侍从室第二处第五组组长。1943年春季,《中國之命運》出版。蔣隨即指示,要收集資料,準備第二本書,預定書名為《中國之開發》,訂定戰後政治經濟建設大綱要領如下:「㈠以南京為海都,咸陽為陸都;㈡縮小省區;㈢劃分經濟建設區如下:①中央區,以武漢為中心;②東南區,以玉山為中心;③西南區,以昆明為中心;④西北區,以天水為中心;⑤東北區,以瀋陽為中心」,不久日本投降,軍政事務叢集,本書稿擱置[2]:382。
1949年赴台湾,后历任中华民国总统府国策顾问、中国国民党设计委员会主任委员、中国国民党中央委员会第四组主任、革命实践研究院总讲座、中国国民党中央常务委员会委员、中央日报董事长、中国国民党中央评议委员等要职,陶希圣晚年“每晚必看电视。常孤灯独坐,凝视默想,俟十一时电视播完,然后拂纸属文,往往至深夜,日数千字,习以为常。所为文大半以实所主办之《食货》月刊……”。1988年6月27日,陶希圣在台北病逝。[3]
作家李敖形容他“長得小眼方臉,面似京戲中的曹操,講話深沉多伏筆,是我所見過的城府最深的人物。”
陶希圣曾在《八十自序》中审度自己:“区区一生,以读书、作文、演说、辩论为业,人自称为讲学我志在求学。人自命为从政者,我志在论政。我不求名,甚至自毁其名,而名益彰。……我无以为报,只是常抱一颗感谢的心。庶可遥望论语‘学不厌,教不倦,不怨天,不尤人’之境界”。
顧頡剛說他是“研究社會經濟史最早的大師級人物”。
父陶炯照,兄陶述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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