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752年Anne Claude de Caylus《Recueil d'antiquités égyptiennes》一頁，将聖書體与其他埃及文字中的类似符号进行比较
在基爾學关于象形文字的最后一部著作出版之后的几十年里，几乎没有人试图破译象形文字。但這期間有些人对文字提出的觀點最终被证明是正确的。[32]威廉·沃伯顿出版于1738年至1741年的宗教著作《The Divine Legation of Moses》中有一段关于象形文字和文字演变的题外话，認爲象形文字并不是出於宗教秘密的保密而发明的，而是像其他书写系统一样，它的诞生是有实际目的的，克萊曼特提到的表音的埃及文字就是从中衍生出来的。[33]沃伯顿的看法虽然僅僅是理论上的，[34]但为理解象形文字创造了一个框架，在18世纪余下的时间里占据主导地位。[35]
在18世纪，欧洲人与埃及的接触增加了。更多欧洲人到訪了埃及，并亲眼看到了古老的文字，[36]随着他们收集古物，可供研究的文字数量也增加了。[37]1704年，让-皮埃尔·里戈尔（法语：Jean-Pierre Rigord）成为第一个识别出非象形古埃及文字的欧洲人，而Bernard de Montfaucon则在1724年出版了收錄大量此类文字的書籍。[38]1752年到1767年，Anne Claude de Caylus在Jean-Jacques Barthélemy的协助下，收集并出版了大量埃及碑文。他们的研究指出，非象形文字的埃及文字似乎包含了来自象形文字的符号。Barthélemy还指出，许多象形文字中都用橢圓符号圈了起来。這些橢圓符号后来被称为“象形繭”。他在1762年提出，象形繭中寫的是国王或诸神的名字。Carsten Niebuhr于60年代访问了埃及，提出了第一份系统但不完整的象形文字符号列表。他还指出了象形文字及附带的插图之间的区别，早期的学者混淆了两者。[39]德金是当时推测中国与古埃及有某种历史联系的学者之一，他认为中国文字是古埃及象形文字的分支。1785年，他重提了Barthélemy关于象形繭的觀點，對比中國将专有名詞与其他文字区分开来的做法。[40]
格奥尔·索伊加是18世纪后期科普特語知识最渊博的学者，他在古埃及知识汇编書籍《De origine et usu obeliscorum》（1797年）中对象形文字提出了几点见解。他对象形文字符号进行了分类，并得出结论，如果每个符号代表一个单词的話，符号的數量就太少，因此如果要構建完整的词汇表，每個符号必须有多种含义，或通过相互组合来改变含义。他看到符号的朝向會標示文本的阅读方向，因此认为有些符号是表音符号。索伊加并未试图破译这段文字，他认为欧洲当时掌握的資料太少。[41]
著名法国语言学家安托万-伊萨克·西尔韦斯特·德萨西（法语：Antoine-Isaac Silvestre de Sacy）曾于1787年破译了波斯巴列维文。他是最早研究这块石碑的人之一。像马塞尔和赖热一样，他专注于将希腊文与中间的世俗体文字联系起来。基于普魯塔克的观点，他认为世俗体包含25个表音符号。[53]德萨西在世俗体文字中寻找希腊语专有名词，并尝试识别其中的表音符号，但除了辨认托勒密、亚历山大和阿爾西諾伊的名字外进展甚微。他意识到，世俗体中的字符远远超过25种，世俗体碑文可能与希腊文碑文的内容并不相近，因此这项工作更加困难。1802年发表研究结果后，他便停止了对这块石碑的研究。[54]
同年，德萨西把碑文的副本送给他原来的学生，瑞典外交官，同时也是一位业余语言学家的约翰·戴维·奥克布拉德（瑞典语：Johan David Åkerblad）。奥克布拉德取得了更多的研究成果，他分析了与德萨西一样的字符组，但正确识别出更多的字符。[54]在他给德萨西的信中，他提出了由29个世俗体字符组成的字母表，其中一半后来被证明是正确的，并根据他对科普特语的了解，在文本中识别出了几个世俗体单词。[55]德萨西对他的结论表示怀疑，奥克布拉德自己后来也放弃了。[54]也有其他学者进行了尝试，但一直进展甚微。直到十多年后，托马斯·杨开始研究，才改变了现状。[56]
根据商博良的侄子艾梅·商博良-菲雅克所述，商博良在1822年9月14日查看了让-尼古拉·于约绘制的埃及铭文后，又有了一个新发现。阿布辛貝的一个象形繭有四个圣书体符号。商博良猜想或借鉴了杨氏《大英百科全书》文章中相同的猜测，即圆形词首符号代表太阳。科普特语中的“太阳”是re 。象形繭结尾处出现两次同样的符号，在托勒密的象形繭中代表s。如果象形繭中的名字以Re开头，以ss结尾，那么它就可能是拉美西斯，即曼涅托作品中记载的几个国王的名字，于是中间的符号代表m。罗塞塔石碑碑文进一步证实了这一点，m和s符号一起出现在与“出生”一词的希腊语文本相对应的位置，而科普特语中“出生”一词是mise。另一个象形繭有三个符号，其中两个与拉美西斯中的相同。第一个符号是朱鷺，是托特神的标志。如果后两个符号代表的字母与拉美西斯的相同，那么这个象形繭的人名就是Thothmes，与曼涅托提到的王名图特摩斯相对应。此人是埃及本地国王，早在希腊统治埃及之前就已存在，但名字的书写却是表音的。现在，商博良转向托勒密的头衔，也就是罗塞塔石碑上发现的较长的象形繭。商博良知道哪些科普特语单词可以用来翻译对应的希腊文，并且知道哪些象形文字符号表示p和t等读音。于是他得以猜出其他几个符号表示的读音。根据他侄子的记述，商博良做出这些发现后便奔向他兄弟在文学院的办公室，扔下一批抄写的碑文，大喊“ Je tiens mon affaire!”（我做完了），之后便昏倒数日。[78][79]
商博良在1822年9月22日完成的《Lettre à M. Dacier》中宣布了他对希罗象形繭的译读。他于9月27日将这封信在文学院向杨氏等人宣读。[80]这封信通常被视为埃及学的奠基文献，但它只体现了杨氏研究结果的一个小小的进步。[81]信中提到在埃及遥远的过去可能使用过表音符号，但没有提及商博良关于拉美西斯和图特摩斯象形繭的发现。商博良可能对过早宣布结果保持警惕。[82]
Caylus花瓶上薛西斯一世的象形文字和楔形文字拼写。抄录自Précis du système hiéroglyphique
商博良在1823年4月向文學院宣布了这些发现。从那时起，他在识别新的符号和词语方面步很快。[86]他得出结论，语音符号组成了辅音字母表，元音只是有时才被书写。[87]1824年发表的《Précis du système hiéroglyphique》记载关于他的发现的摘要，文中说：“象形文字是一个复杂的系统，在一段相同的文本中，在一個相同的句子中，我甚至敢说，在一個相同的词语中，一个文字能同时具有象形性、表意性和表音性。”《Précis》识别了数百个象形文字，描述了象形文字与其他文字之间的差异，分析了专有名词和象形繭的用法，并描述了语言的某些语法。商博良正在从破译文字转向翻译基础语言。[88][89]
争议
《Lettre à M. Dacier》提到杨氏曾研究世俗体，并提到杨氏试图破译貝勒尼基的名字，[90]但没有提及杨氏对托勒密名字的分解，也没有提到菲萊方尖碑上克麗奧佩脫拉女性名字的结尾其实也是杨氏的发现。[91]杨氏相信这些发现使商博良的研究成为可能，希望商博良无论获得什么成果都能给他署名。商博良在文学院读信后不久，杨氏给商博良的私人信件中，他引用了一句法国话，说“这是至关重要的第一步”。他还说，“如果[商博良]真的借了一把英国钥匙，那把锁就生锈得太可怕了，任何一条常人的胳膊都没有力气转动它。”[92][93]
1823年，杨氏出版了一本有关他的埃及著作的书，《对象形文字和埃及文物的一些最新发现的描述》（An Account of Some Recent Discoveries in Hieroglyphical Literature and Egyptian Antiquities） ，副标题为“包括作者的原始象形文字字母表，由商博良先生扩充”（Including the Author's Original Hieroglyphic Alphabet, As Extended by Mr Champollion）。商博良愤怒地回道：“我決不同意承認除我自己以外的任何其他的原始字母表，這與象形文字字母表的正確稱呼有關”。[91]次年的《Précis》承认了杨氏的研究，但商博良说，他是在没有看到杨的《大英百科全书》文章的情况下独立得出结论的。从那以后，学术界对商博良是否说了实话存在分歧。[94]杨氏仍继续努力争取更多的承认，对商博良的工作表示赞赏，同时对他的一些结论表示怀疑。[95]在1829年杨氏去世之前，两人之间的关系时好时坏。[96][97]
杨氏在19世纪20年代中期逐渐减少了对圣书体的研究，但他对世俗体的研究仍在继续，这得益于一个偶然的发现。1822年11月，他的一个熟人乔治·弗朗西斯·格雷借给他一盒在埃及发现的希腊莎草纸。杨氏查看后发现其中有两份是他已经拥有并试图破译的世俗体文本的译文。长期以来，他一直想拿到另一份双语文本作为罗塞塔石碑的补充。有了这些文本，他在接下来的几年中取得了重大进展。在19世纪20年代中期中期，他把注意力转到其他方面，但在1827年，意大利科普特学者阿梅代奥·佩龙（義大利語：Amedeo Peyron (filologo)）的一封信激励了他，信中说，杨氏喜欢从一个学科转向另一个学科的习惯对于他是个阻碍，如果他专注于研究古埃及，可以取得更大地成就。杨氏在生命中的最后两年里，一直研究着世俗体。有一次，他向已经当上卢浮宫馆长的商博良咨询问题。商博良对杨氏很友好，让他查阅有关世俗体文字的笔记，并花了几个小时向他展示卢浮宫收藏的世俗体文本。[102]杨氏著作《Rudiments of an Egyptian Dictionary in the Ancient Enchorial Character》于1831年他死后出版，其中收录罗塞塔石碑碑文的完整翻译和大部分文字。根据埃及学家约翰·雷的说法，杨氏“应该被称为世俗体的破译者”。[103]
纠正了商博良研究中最根本错误的学者是普鲁士语言学家累普濟烏斯，他使用商博良的语法開始研究埃及语言。他与罗塞利尼建立了友谊，兩人在埃及語言話題上保持著聯係。[119]累普濟烏斯的《Lettre à M. le Professeur H. Rosellini sur l'Alphabet hiéroglyphique》（就象形文字給H. 罗塞利尼教授的信）于1837年出版，解释了双字母符号、三字母符号和音补的功能，雖然这些术语在當時尚未被创造出来。信中列出了30个单字母符號，而现代觀點認爲應有24个，商博良構建的系統中则有200多个。[120]累普濟烏斯的信极大地巩固了商博良在处理象形文字时采用方法的正確性，同时纠正了它的不足之处，并最终将埃及学的重点从破譯转移到了翻译。[121]商博良、罗塞利尼和累普濟烏斯通常被认为是埃及学的奠基人；楊氏有时也包括在内。[115]
Hamilton, Alastair. The Copts and the West, 1439–1822: The European Discovery of the Egyptian Church.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6. ISBN 978-0-19-928877-9.
Stephan, Tara. Writing the Past: Ancient Egypt through the Lens of Medieval Islamic Thought. Lowry, Joseph E.; Toorawa, Shawkat M. (编). Arabic Humanities, Islamic Thought: Essays in Honor of Everett K. Rowson. Brill. 2017. ISBN 978-90-04-34329-0.
Stolzenberg, Daniel. Egyptian Oedipus: Athanasius Kircher and the Secrets of Antiquity.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2013. ISBN 978-0-226-92415-1.
Champollion, Jean-François. The Code-Breaker's Secret Diaries: The Perilous Expedition through Plague-Ridden Egypt to Uncover the Ancient Mysteries of the Hieroglyphs. Gibson Square. 2009. ISBN 978-1-903933-8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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