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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打三反运动，是中国大陆文化大革命时期的一场政治运动，于1970年初发动，該運動制造了大量冤假錯案^[1]^[2]^[3]^[4]。「一打三反」的名稱，來自打击「反革命破坏活动」，反對「貪污盜竊」、「投機倒把」、「鋪張浪費」^[2]^[3]。「一打」的對象是各地殘存反抗中共權威的人，「三反」的目的是加強對地方的控制，据部分披露档案和学者研究，一打三反运动中共有约200万人遭到迫害、10万-20万人非正常死亡^[2]^[3]^[5]。其打擊面比之前的运动「清理階級隊伍」小，但定義仍然模糊不清^[6]。

历史

發動大抓捕

1970年1月31日，经毛澤東同意，中共中央发出经周恩来主持起草的《关于打击反革命破坏活动的指示》^[2]。2月5日发出《关于反对铺张浪费的通知》和《关于反对贪污盗窃、投机倒把的指示》。三份文件合而为一，便成了「一打三反」运动。^[7]^{[註 1]}

由中共党的各级组织正式领导，以政治运动的方式，对相当多的人判處死刑、有期徒刑和剥夺政治权利的刑罚。為了在短期內殺人夠多，產生震懾效果，中央政府把原本屬於最高法院的死刑審核權下放到省一級，省一級只要把殺人人數報到中央備案即可。但有些省份又將此進一步下放，一直放到縣一級都有權力宣布執行死刑，被判處死刑的一律立即執行。殺人變成了達成數字的任務。^[1]

對反革命份子量刑時，組織「革命群眾」學習文件，討論反革命分子該不該槍斃，算是執行毛澤東「專政是群眾的專政」的指示^[8]。在该运动中以现行反革命分子罪名被判处死刑的，包括北京的遇罗克、王佩英等各式案件。

突然喊停

而1971年2月26日发出的《中央批转〈第十五次全国公安会议纪要〉的通知》（中发（1971）20号），提及毛澤東提出了「我们不是靠杀人来统治的重要指示」，反映出毛對於周恩来主導的殺戮運動已顯出不滿。到了當年12月運動達致高潮時，轉為突然打斷而逐漸退潮。12月29日周恩来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讨论修改公安部党的核心小组《关于贯彻执行毛主席最近对镇反问题重要指示的请示报告》時候^[2]，表示道^[9]：

“

...应贯彻毛泽东最近的指示，控制捕人杀人。中央批件及公安部报告经毛泽东批准，以中共中央文件发出。

”

而由於種種原因，這場運動在各地的進展和持續時間不盡相同。有些地方一直持續到 1972 年。一直到1972 年、1973年中央當局才收到運動「勝利結束」的報告。^[10]

受難情況

該運動在北京於1970年底結束，其他地區結束的時間則晚得多，如上海於1972年底結束，河北省保定於1972年12月結束。1972年1月黑龍江省革命委員會表示，該運動在全省財貿戰線破獲了3,173起政治性案件，37,462起經濟性案件。中共官方沒有發表該運動總共鎮壓了多少人，發表的唯一數字是前10個月（到1970年11月）揭發了「反革命份子」184萬多名，抓捕了284,800多名，殺了數千人^[11]^:306–307^[12]。据历史学家王年一披露：“一九七○年二月至十一月共十个月挖出了‘叛徒’、‘特务’、‘反革命分子’一百八十四万多名，捕了二十八点四八万多名，杀了数以千计的人。”^[3]^[8] 丁抒估計，該運動中非正常死亡的人數在10万-20万之間^[2]^[3]^[8]^[13]。

作家張郎郎在該運動中被判處死刑，後改判有期徒刑。他表示，該運動被殺的大多是知識分子。與1966年「红八月」的不同，是紅八月由出身決定人的命運，而一打三反則是不管出身，只要你有反動的思想，就可以處死。^[14]

其他

馬若德和沈迈克所著《毛澤東最後的革命》一書中，將上海在王洪文主持下發動的「刮紅色颱風」列為一打三反運動的一部分^[11]^:304。而顧訓中表示，兩者並無關聯，刮紅色颱風早在1967年就開始，先後發生了30多次，每次參加的民兵少則幾千，多則幾萬、十幾萬^[15]。

註釋

^ 当时在安徽一般称作“四反运动”，因为早在中共中央于1970年1月31日和2月5日接连发布三、五、六号文件（即《关于打击反革命破坏活动的指示》、《关于反对贪污盗窃、投机倒把的指示》、《关于反对铺张浪费的通知》）之前，安徽省革委会于1月中就率先发起“三清四反一深挖”(清帐目、清仓库、清财物，反贪污盗窃、反投机倒把、反铺张浪费、反资本主义经营，深挖隐蔽的阶级敌人)运动，更简称就是“四反运动”。在中央指令下达后，安徽就顺势把“一打三反”和“四反”运动融合在一起。

参考文献

^ ^1.0 ^1.1 1966法治之殤：“文革”是怎樣打斷中國法治建設的【2】. 《中國經營報》. 人民網. 2014-11-14. （原始内容存档于2015-04-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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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0 ^3.1 ^3.2 ^3.3 ^3.4 丁抒. 1970年一打三反运动记实. 搜狐. 共识网. 2014-04-11. （原始内容存档于2019-01-30）（中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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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当时在安徽一般称作“四反运动”，因为早在中共中央于1970年1月31日和2月5日接连发布三、五、六号文件（即《关于打击反革命破坏活动的指示》、《关于反对贪污盗窃、投机倒把的指示》、《关于反对铺张浪费的通知》）之前，安徽省革委会于1月中就率先发起“三清四反一深挖”(清帐目、清仓库、清财物，反贪污盗窃、反投机倒把、反铺张浪费、反资本主义经营，深挖隐蔽的阶级敌人)运动，更简称就是“四反运动”。在中央指令下达后，安徽就顺势把“一打三反”和“四反”运动融合在一起。

[中國經營報-1] 1.0 ^1.1 1966法治之殤：“文革”是怎樣打斷中國法治建設的【2】. 《中國經營報》. 人民網. 2014-11-14. （原始内容存档于2015-04-05）.

[:2-2] 2.0 ^2.1 ^2.2 ^2.3 ^2.4 ^2.5 “一打三反”专辑 (PDF). 《记忆》. 2010-09-13, (57). （原始内容存档 (PDF)于2024-03-27）.

[:1-3] 3.0 ^3.1 ^3.2 ^3.3 ^3.4 丁抒. 1970年一打三反运动记实. 搜狐. 共识网. 2014-04-11. （原始内容存档于2019-01-30）（中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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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5] 宋永毅. Chronology of Mass Killings during the Chinese Cultural Revolution (1966-1976). 巴黎政治学院（Sciences Po）. 2011-08-25. （原始内容存档于2019-04-25）（英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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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王文鸞. 中共歷史上的四次「三反」運動. 人民網. 2011-05-26. （原始内容存档于2016-03-04）（中文）.

[丁抒-9] 8.0 ^8.1 ^8.2 丁抒. 風雨如磐的日子：一九七○年的「一打三反」運動. 《华夏文摘》. 2003年. （原始内容存档于2015-09-23）.

[10] 《周恩来年谱》下卷第 424 页

[11] 《毛澤東最後的革命》麥克法誇爾，沈邁克著；星克爾出版（香港）有限公司，2009年4月第一版，309—310 頁

[MacFarquhar2006-12] 11.0 ^11.1 Roderick MacFarquhar; Michael Schoenhals. Mao's Last Revolution. 哈佛大学出版社. 2006年. ISBN 978-0-674-02332-1.

[13] 王友琴. 並非一個人的遭遇（上篇）. 《黃花崗雜誌》. [2015-04-03]. （原始内容存档于2015-04-05）（中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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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張郎郎. 關於文革中的「一打三反」運動. 二闲堂. 2001年7月. （原始内容存档于2007-04-27）（中文）.

[16] 顾训中. 关于上海文革的几个问题(3). 共识网. 《记忆》. 2011-01-17. （原始内容存档于2016-03-04）（中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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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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