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1年，左派社会主义-共和执政联盟在西班牙大选中获胜，宣布西班牙第二共和国成立，要将西班牙建设成社会主义共和国。第二共和国通过了新宪法和许多左派改革措施，大大削弱了天主教的势力。这引起了右翼和宗教人士的不满，引发社会动荡。1936年7月17日，佛朗哥在西班牙本土和西属摩洛哥发动军事政变[3]，得到了国内大多数右翼团体的支持，其中包括天主教神职人士、长枪党以及君主主义者。西班牙随后陷入三年内战，内战一方是苏联和墨西哥支持的第二共和国政府军及共产国际纵队，另一方是弗朗哥将军率领的右翼反共和政府武装，他们立刻得到了德国和義大利的支持，两国曾协助弗朗哥将非洲外籍军团空运到本土参战。[4]安东尼奥·萨拉查统治下的葡萄牙，将这场内战称为“讨伐”、“失地再收复运动”，也对国民军提供了援助。[5][6][7][8]由于共和政府在其统治期间迫害天主教会，一些天主教信徒也为国民军提供了援助，爱尔兰派出了天主教志愿军参战。英、美、法三国以「民族自決」的理由宣布不干涉。苏联和墨西哥则是共和政府的支持者。[9]弗朗哥在1936年10月1日被管制国民军占领区的“国防委员会”（西班牙語：Junta de defensa nacional）认作形式上的“西班牙国家领袖”（西班牙語：Caudillo）。[10]1936年11月，长枪党创始人何塞·安东尼奥·普里莫·德里维拉被执行死刑，随后的1937年4月，弗朗哥控制长枪党。此后，一些卡洛斯主义团体也被并入长枪党。长枪党成为弗朗哥时期的唯一政党，其意识形态包括国家工团主义、国家天主教主义（英语：National Catholicism）、极权主义等，被合称为“长枪主义”（西班牙語：Falangismo），成为弗朗哥时期西班牙的主要意识形态。[11]
在1939年佛朗哥取得内战胜利后，传统主义西班牙国家工团主义进攻委员会方阵（长枪党）成为国内的唯一合法政党。最初，长枪党的“百人国民会议”成为临时立法机构，1942年《组织法》（Ley Organica）和《法庭法案》（Ley Constitutiva de las Cortes）通过后解散。1942年7月28日，立法机构“西班牙法庭”开放。[16]
《组织法》规定政府负责国家的一切立法事务，西班牙法庭成为一个没有直选和普选的纯咨询机构。[17]所有的内阁成员都是通过受“弗朗哥的恩惠”而成为国家和政府的领导者，弗朗哥从而垄断了立法权力。《全国公投法》（Ley del Referendum Nacional）在1945年通过，规定了“基本法律”需要通过公投，其中只有每个家庭的主人才能进行投票。地方上的城市议会同样只允许一家之主和当地企业进行投票，只有政府才可以委任市长。
在整个弗朗哥时期中，西班牙都在试图保留其最后的殖民地。在1954年至1962年的阿尔及利亚战争中，马德里成为了法国右翼团体“秘密军事组织”的基地。尽管如此，弗朗哥依然被迫做出让步。1956年，法属摩洛哥独立，他被迫将西属摩洛哥割让给摩洛哥的穆罕默德五世，仅仅保留了几个飞地，即西属主权地。第二年，在伊夫尼战争（在西班牙语中又称为la Guerra Olvidada，即“被遗忘的战争”）中，摩洛哥王国入侵西属撒哈拉，但未能将之完全纳入国土。
自1959年弗朗哥将经济权力给予自由主义官僚后，政府实施了多项经济发展政策。西班牙经济快速发展，创造了“西班牙奇迹”（el milagro español）。同时，大规模的移民潮让国家摆脱了劳动力问题，也带来了国家急需的大量汇款。1960年代，西班牙经济高速发展，增速在当时处于世界第2名，仅次于日本。尽管在世界层面上，西班牙的物质生活水准已经相当高了，但仍然不及西欧发达国家，不过人均国内生产总值等数据与西欧国家的差距有所减小。在1970年代能源危机（英语：1970s energy crisis）中，西班牙暴露了其在石油经济上的弊端，造成一连串政治危机，阻碍了经济的发展。
在西班牙国内外，对弗朗哥的评价大体上为毁誉参半。在德国，一支以维尔纳·默尔德尔斯（作为飞行员参与了格尔尼卡大轰炸）为名的中队被更名。2006年，欧洲议会议员、“波兰家族联盟”（Liga Polskich Rodzin）成员马切伊·吉尔提奇称弗朗哥“保护了欧洲的传统价值”。[24]
2008年，最后一尊弗朗哥雕像倒下，全西班牙的弗朗哥雕像和弗朗哥主义的标志被基本移除。[25]2004年西班牙成立“找回尊严以及还原弗朗哥时代记忆委员会”（Comisión para reparar la dignidad y restituir la memoria de las víctimas del franquismo）。由于弗朗哥的语言政策，加泰罗尼亚人和巴斯克人等对于弗朗哥的评价尤为不佳，他们在内战期间是弗朗哥的敌人。2006年3月欧洲议会对于弗朗哥政权时期的不尊重人权行为表示了“坚决谴责”，[26][27]这是弗朗哥政权镇压行为第一次受国际谴责。尔后在西班牙的多个重要城市都建造了纪念碑，以纪念弗朗哥时期的受害者。[26]
自1940年至1975年弗朗哥使用带有“卡斯蒂利亚王家斜带”（Banda Real de Castilla）和带王冠的海格力斯之柱作为私人旗帜和国家元首旗。当胡安·卡洛斯在1969年至1975年作为“西班牙王子”时使用的私人旗帜是一面蓝底旗，上面带有王室纹章。这与他成为国王後的旗帜几乎相同，他们之间的区别只有王冠。
^Indalecio Prieto, Palabras al viento, 2nd edn (Mexico City: Ediciones Oasis, 1969) pp. 247–8
^Eduardo González Calleja, "La violencia y sus discursos: los límites de la 'fascistización' de la derecha española durante el régimen de la II República", in Ayer. Revista de Historia Contemporánea, No. 71, 2008, pp. 89–90
^Eduardo González Calleja, 'Aproximación a las subculturas violentas de las derechas españolas antirrepublicanas españolas (1931– 1936)', Pasado y Memoria. Revista de Historia Contemporánea, No. 2, 2003, pp. 107–42
^Eduardo González Calleja, "The symbolism of violence during the Second Republic in Spain, 1931–1936", in Chris Ealham and Michael Richards, eds, The Splintering of Spain: Cultural History and the Spanish Civil War, 1936– 1939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5) pp. 23–44, 227–30
^Paul Preston, Chapter 6 "The Making of a Caudillo" in Franco: A Biography (1993), pp. 171–198
^Preston (1993), Chapter 10. "The Making of a Dictator: Franco and the Unification April 1937", p. 248–274
^Helen Graham, "The memory of murder: mass killing, incarceration and the making of Francoism" in War Memories, Memory Wars. Political Violence in Twentieth-Century Spain
^Franco's description: "The work of pacification and moral redemption must necessarily be undertaken slowly and methodically, otherwise military occupation will serve no purpose". Roberto Cantalupo, Fu la Spagna: Ambasciata presso Franco: de la guerra civil, Madrid, 1999: pp. 206–8.
^Alejandro Quiroga, Making Spaniards, p.58. Palgrave, 2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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