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南日报》是浙江省民国时期的一份报纸,由中国国民党浙江省党部机关报《杭州民国日报》改组而来,乃党部与党员公私合营,[3]隶属东南新闻事业股份有限公司。[5]1927年3月12日,《杭州民国日报》创刊,随即因为国民党清党停刊改组。[3]1928年起,胡健中担任总编辑,后改为担任社长,改革报社,扩大影响,以“党的立场,自由色彩”为编辑方针。[3]1934年6月,《杭州民国日报》更名为《东南日报》,并设立股份有限公司实行公私合营。[6]
抗日战争中,《东南日报》报社南迁,设立金华版,随后分出丽水版与江山版,丽水版改为云和版,江山版改为南平版。抗日战争胜利后,云和版改为杭州版,南平版改为上海版。[7]1949年5月,《东南日报》停刊。[6]1949年中国共产党攻占杭州后,东南日报社被浙江日报社接管。[7]
历史沿革
早期历程
1927年2月,国民革命军占领杭州。1927年3月12日,浙江省党部在杭县兴武路(今开元路)羊血弄西侧幽冀会馆创立了《杭州民国日报》。[8]作为国共合作后的国民党浙江省党部主办报纸,直属于省党部宣传部,并设有党报管理委员会进行领导。中共党员宣中华兼任《杭州民国日报》社务委员会主任,张柳生担任总经理。杨贤江、戴邦定和唐公宪相继担任主任编辑。当时,主要宣传孙中山的三民主义以及联俄、联共、扶助农工政策,同时支持工农权益,并发展壮大国民党左派队伍。因此,尽管该报以国民党党报的名义成立,但多数主要负责人实际上倾向共产党,[8]并与国民党军事系统在杭州主办的《杭州国民新闻》同日创刊,展开竞争。[8]
1927年4月,国民党右派在杭州实施“清党”,导致《杭州民国日报》停刊并被强行改组。4月11日,多位中共党员,包括宣中华、唐公宪、陈士鼎被捕并遭杀害。之后,《杭州民国日报》在国民党右派的掌控下于4月14日复刊。在《杭州民国日报》被国民党右派改组的一年内,报社经历了7任社长的更迭。 在20世纪30年代之前,《杭州民国日报》影响力相对有限,日发行量大约在两到三千份或三到四千份左右。 1928年4月,国民党浙江省部改组,许绍棣任宣传部长,兼任《杭州民国日报》社长,邀请其复旦大学同学胡健中担任总编辑。
1929年5月,浙江省政府决定暂时取消“二五减租”政策,此举引发了《杭州民国日报》的强烈反对。该政策原本是根据孙中山遗训由国民党制定,旨在改善农民生活条件。《杭州民国日报》站在国民党浙江省党部的立场上,通过连续发表文章支持“二五减租”,与张静江之省政府产生对立。尤其是在4月29日,胡健中针对嘉兴中国银行遭抢劫一案撰写的社论,将案件原因归咎于贫富不均,间接批评了省政府的政策,引起了省政府的强烈不满。4月30日,省政府以《杭州民国日报》文章“牵强附会、抨击政府、蓄意鼓动风潮、有害地方治安”为由,命令该报从5月1日起停刊。当时胡健中被押送到南京的国民党中央党部进行处理。在国民党中央党部,叶楚伧和陈果夫对胡健中表示了安慰,并派遣陶希圣前往杭州进行调解。随后《杭州民国日报》也于同月28日恢复出版。
发展壮大
1930年起,胡健中担任社长并兼任总编辑;1931年冬至1933年下半年,总编辑一职先后由徐世衡、刘湘女接任。 当胡健中担任社长后,他开始积极改革报社,这包括招聘更多的外勤记者,改善印刷设备和条件,同时将广告业务由外包转为报社自营,以此增加收入。在这些改革的基础上,报纸内容得到了丰富,例如增加了“本报专访”版块,并以较高的稿酬吸引了独家新闻报道。版面的布局和副刊内容也进行了相应的调整。
国民党以《杭州民国日报》牵头,以各地区党政报纸为骨干,基本上形成全省国民党报系网络。 1933年初,《杭州民国日报》的日销售量接近一万份,原有的平版印刷机已不能满足需求。报社因此决定投资购买新的轮转机和压纸型机,并于同年9月开始使用。这不仅是杭州乃至整个浙江省首次使用轮转机进行印刷,而且还实现了套色印刷。随着报纸内容和形式的改进,以及印刷速度和质量的提升,加上浙赣铁路的向西延伸,为《杭州民国日报》提供了新的发展机遇。凭借其地理位置优势,该报在发行方面能够与上海的各大报纸展开竞争,在浙江西部及赣、闽地区的发行往往比上海的报纸提前一天到达读者手中。
为了突破《杭州民国日报》原有的地域局限性,拓展至中国东南地区, 1934年6月16日《杭州民国日报》更名为《东南日报》。同时,成立了东南日报股份有限公司。[15]这一时期,东南日报股份有限公司在运营方面表现出色,使得该报的最高日发行量达到了3.5万份。其在浙江、苏南、闽北、皖南、赣东等地区广泛流传,其影响力和发行量在杭州地区的同行中遥遥领先,甚至一度赶上了资深的《大公报》。时任《东南日报》社长的胡健中与《大公报》的社长胡政之齐名,被誉为“南北二胡,一时瑜亮”。[8]
战时迁移
七七事变后,《东南日报》一面派出战地记者,争取最新消息,一面则准备撤离杭州,人员设备南迁。11月19日,改在金华出版,报社设在金华城内塔下寺蒋氏宗祠;杭州仅出号外至12月22日。12月24日,日军攻占杭州,东南日报大厦被用作日军宪兵司令部。1937年底,黄绍竑来到浙江主政备战,他的《浙江省战时政治纲领》被《东南日报》拒登。为此,浙江省政府在1938年2月24日自行开办《浙江潮》。[16]
1939年7月7日,报社迁往金华城外望府墩。1941年,日军偷渡钱塘江,金华告急,《东南日报》分两路转移:一路迁往丽水,出版有5月1日至8月31日丽水版,后撤回金华;另一路则退往江山,出版号外,于6月1日返回金华。撤回金华后,各在丽水和江山设置办事处,预留印刷器材,以备不测。东南日报社坚持运作,在金华期间,报纸的日发行量曾达到两万份。[17]
1942年5月,浙赣战役爆发,5月20日起停刊,分两路迁移:
- 第一路在刘湘女带领下前往丽水。1942年5月,短暂恢复丽水版后,5月23日至8月28日,日军占领丽水。11月23日,在丽水上水南再度恢复丽水版。1943年3月31日,日军轰炸丽水,丽水分社被炸,停刊十日。1944年8月26日,因日军再度攻占丽水,丽水版8月21日至10月10日停刊,12月8日在云和复刊,改称云和版。
- 第二路则在胡健中带领下前往江山。1942年5月26日,江山版发出号外,至6月4日因日军进犯而开始再度迁移,报社辗转前往福建南平。1942年8月21日,南平版创刊。1943年秋,胡健中前往重庆担任《中央日报》的总社长,同时兼任《东南日报》社长,由朱苴英代理处理报社事务。 [15]发行量保持在约一万份左右。[17]
八年抗日战争期间,期间有超过60名员工及其家属不幸被敌机轰炸或因病去世,几乎占了报社总人数的10%。尽管面临极大困难,东南日报社仍积极宣传抗日精神。[17]战争期间,《东南日报》的日发行量保持在1.8万份,成为东南地区重要的“墨堡笔垒”。[15]
战后发展
抗日战争胜利后,云和分社率先派人返回杭州,以筹备发行。先是与《民族正气报》联合出版,于9月1日在杭州复刊。9月11日,收回杭州众安桥的东南日报大厦,由刘湘女代理社长职务。11月,南平版记者参与在台湾的日军受降仪式,并发布头条报道,是当时中国大陆报刊之独家。
12月,南平版停止发行。[15]许绍棣、刘湘女计划将杭州分社改为总社,南平设立分社继续发行,被滞留重庆的胡健中拒绝。胡健中着手安排将南平版转进上海发行。胡健中邀请刘湘女前往上海协助报馆建立,但刘湘女抗拒担任胡健中下级而推辞。
1946年6月,胡健中辞任《中央日报》社长。6月16日,南平版改为上海版,在上海恢复发行,并在南京设立了办事处。[15]期间获得陈布雷协助,以美元购置材料设备。1946年下半年,胡健中将杭州报社社长职务让予许绍棣,从而解除刘湘女代社长职务。1948年3月10日,东南日报股份有限公司更名为东南新闻事业股份有限公司,[15]总部设于上海,在杭州设立分公司,除报社职员外,陈果夫、陈立夫、蒋经国、陈布雷、张道藩皆参股其中。
1948年10月,人民解放军取得辽沈战役胜利后,国民政府开始撤退至台湾。[17]1948年10月,浙江大学学生领袖于子三被秘密逮捕,并死于监狱中。当局通过《东南日报》发布了关于于子三“畏罪自杀”的报道,引发学生抗争。同月,胡健中指导成立了一个“应变委员会”,[17]计划将上海报馆人员设施直接送往台湾,杭州报馆则转进湖南衡阳,后经由广州前往台湾。1949年1月,该报的印刷器材和超过100吨的白报纸在运往台湾的过程中与太平轮一起沉没。[1]外加杭州报馆员工则拒绝前往衡阳等原因,在台湾复刊的计划落空。[15]
1949年4月,随着解放军发起渡江战役,东南日报社的副社长刘湘女及其家人离开杭州,导致报社运营陷入困境。[15]报社员工自发组成“员工应变会”接管报社,成立了工人纠察队,并通过部分收入和购买的大米副食品来支持员工。[17]杭州版《东南日报》最终于1949年5月3日停止出版,上海版的运营持续至1949年4月30日。[15]人民解放军占领杭州后,在报社员工的协助下,报社的房屋、财产和器材得以完好无损地移交给共产党当局,[8]并被用以创办《浙江日报》。
内容
立场
1930年代,《东南日报》提出“党的立场,自由色彩”之编辑方针,相较于《中央日报》,冲淡党派色彩,内容语调更加灵活。[3]在更名初期,《东南日报》试图摆脱国民党党报的身份,[8]公开声明《东南日报》是由一些对文化事业有兴趣、忠于新闻事业的国民党党员集资创办的,强调其民间报纸的身份。然而,实际上其作为国民党报纸的本质并未改变,胡健中自己也承认《东南日报》是“百分之百的党报”。 该公司的领导层由国民党的要员组成,包括董事长陈果夫、监事长陈立夫、常务理事许绍棣和胡健中,其他董事和监事也多为国民党中央委员或浙江省党部委员。胡健中和刘湘女分别继续担任《东南日报》的社长和总编辑,何怀仁担任经理。这一举措旨在冲淡报纸的官僚党派色彩,表面上塑造成一家民办报纸,以吸引更广泛的读者群和收集民心。
作者群
为该报纸供稿的学者群中包括胡道静、陈友琴、陈大慈、袁微子、王季思、钟敬文、钱南扬、张其昀、齐思和等知名人士。著名报界人士如胡秋原、曹聚仁、许君武、钱谷风、赵浩生、查良镛、钟沛璋也是其中一员。翻译家群体由徐蔚南、杨镇华、董鼎山、董乐山、孙用、蔡振扬、黄鸿森、任明耀等组成。此外,章廷谦、高阳、许廑父、姚苏凤、蒋文杰、谢狱、沈达夫、朱馥生等作家也是该群体的一部分。中共党员如唐公宪、宣中华、杨贤江、戴邦定、冯雪峰等也在列。[8]
1936年,杭州新闻记者公会迁移至众安桥东南日报社大厦旁,一并兴建。
副刊
《东南日报》的副刊种类繁多,1934年就包括了日刊如《沙发》和《吴越春秋》,以及旬刊《金石书画》。周刊方面,有《民众卫生》、《今代儿童》、《读书之声》、《教育园地》、《科学常识》、《银幕风光》和《现代经济》等七种。随后,该报还增加了如《东南画报》、《小筑》、《法言》、《学苑》、《读书园地》、《通俗讲坛》、《游艺》、《长春》、《文史》、《国际知识》、《大都会》和《体育版》等多种副刊。报社搬迁至金华后,《沙发》更名为《笔垒》,并增设了周六的《周末版》。[15]
其中《东南日报》的副刊《笔垒》和《大公报》的副刊《大公园》被作家秦牧誉为“东西双星”。[7]《笔垒》由张慧剑、陈向平等人担任编辑,吸引了包括冯玉祥、王造时、王西彦、靳以、羊枣、陈伯吹、谢岳、袁微子、翁心惠、曹聚仁等人定期投稿。《笔垒》还通过特刊的形式进行民众动员和宣传。例如,1939年5月4日和5日,《笔垒》连续两期推出了《五四青年节特刊》,刊登《中国青年励志会为庆祝五四青年节告青年书》、《青年节与科学精神》、《祝青年节》、《纪念五四青年节青年应有的认识》、《对“五四”的认识》等文章,号召青年继承五四精神。此外,《笔垒》还通过杂文、诗歌、报告文学等多种形式揭露日本战争罪行,介绍了日本的反战情绪。
参见
参考资料
参阅书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