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蒙娜·露西·埃内斯蒂娜·玛丽·贝特朗·德·波伏娃（法語：Simone Lucie Ernestine Marie Bertrand de Beauvoir，发音：[simɔn də bovwaʁ]（ⓘ）；1908年1月9日—1986年4月14日），法國作家、存在主義哲學家、政治活動家、女權主義家、社會主義家、社會理論家。她的思想、學說等，對女權主義式存在主義、女權主義理論都產生重大影響。[2]她撰寫了關於哲學、政治、社會議題的小說、散文、傳記、自傳、專著。她以論文《第二性》聞名，該論文詳細分析女性受壓迫的情況，以及當代女權主義的基礎。她對文學最持久的貢獻是她的回憶錄，特別是其第1卷 Mémoires d'une jeune fillerangee（1958年），該作品具有溫暖、描述的力量。[3]她曾獲頒1954年龔固爾文學獎、1975年耶路撒冷獎、1978年奧地利國家歐洲文學獎。她還因與哲學家讓-保羅·薩特終生的開放式關係而聞名，儘管這種關係在某些情況下導致她被貶低為原創思想家。[4]
西蒙·德·波娃生於1908年1月9日[5]，來自巴黎第六區的資產階級巴黎人家庭[6][7][8]，該家庭的公寓坐落於巴黎拉斯巴耶大道的一所富裕的公寓。她的父親喬治·貝特朗·德·波娃（Georges Bertrand Beauvoir）是一位律師，曾经短暂做过業餘的喜劇演員[9]；而她的母親，弗朗索瓦斯·布拉瑟爾（Françoise Brasseur）是一位富有銀行家的女兒，出身於凡爾登的一個中產階級家庭，是個虔誠的天主教徒，跟波娃父親結婚時還是一位年輕的姑娘。波娃還有一個比她年紀小兩歲的妹妹埃萊娜·德·波娃（英语：Hélène de Beauvoir）。
第一次世界大戰後不久，波娃的外祖父古斯塔夫·布拉瑟爾（Gustav Brasseur）因成立默兹銀行（該銀行成立於1878年10月的凡爾登，在帕斯昆兄弟破產後，由募集的四十萬法郎的資金而得以建立）而成為主席，卻因破產而使銀行倒閉，也使得波娃一家名譽掃地並家產散盡。波娃的父母不得不因此搬離昔日較體面的公寓而住進一間位於雷恩街上的一棟陰暗、狹小又沒有電梯的第五層公寓中。波娃父親原本一心指望着靠著太太的豐厚身家而過上優越的生活，但最終這個希望成了泡影。他們一家失去了很多財富，波娃的母親一生都對她的丈夫背負着歉疚，波娃也因此而心裡不好受，目睹着父母之間的關係日漸惡化。縱使失去許多財富，然而波娃的母親堅持將兩個女兒送往一所只為出生於好人家的女孩而提供教育且享有盛譽的修道院學校（le Cours Desir），波娃五歲時入讀，而她的妹妹埃萊娜則於兩年後跟姐姐一起就讀該學校。
1929年10月，尚-保羅·沙特與波娃開始交往，並且在見過波娃的父親之後，沙特請求波娃暫時嫁給他：有一天，當他們坐在羅浮宮外的長椅上，他說：「讓我們簽兩年租約」[17]。儘管波娃深愛著他，並在其自傳《一個乖女孩的回憶錄》中的第二卷—《歲月的力量》中寫道：「結婚是不可能的。我沒有嫁妝」，另有一段：「我從未有一刻想要接受他的這一提議。婚姻使兩個人遭受更多家庭的束縛以及社會的勞役。相反，為追尋自身的獨立而受的困擾遠不及此沉重；對我來說，在空洞中尋找自由是如此的做作，因為這種自由僅僅從存在於我的頭腦與心靈。」學者們指出她在《第二性》和其他地方描述的理想關係與當時的婚姻標準幾乎沒有相似之處[18]。相反，他們建立了終身的「靈魂伴侶」關係，這是有性的但並非獨有的，也沒有涉及在一起生活[19]。由於她搬到了馬賽，以及之後因為要離開沙特，她在1931年3月搬到了勒阿弗爾，她對此感到痛苦不已。波娃跟沙特總是互相閱讀對方的作品。關於他們在存在主義作品中的相互影響程度的爭論仍在繼續，例如是沙特的《存在與虛無》與波娃的《女客（法语：L'Invitée）》和《現象學與意圖（Phenomenology and Intent）》。然而，對於波娃作品的最新研究卻側重於沙特以外的影響，包括了黑格爾和萊布尼茲[20]。
波娃撰寫了不少關於在美國[23]及中國停留期間的流行旅遊日記，並嚴格地發表論文和小說，特別是在整個1950年代至1960年代。她出版了幾套短篇小說，包括了《被毀的女人（The Woman Destroyed）》，那些跟她後來的其他作品一樣，都是針對衰老的。她於1980年出版了《當事物的靈魂先來（When Things of the Spirit Come First）》，那是圍繞著她重要早期以女性為基礎的一系列短篇故事。儘管早在小說《女客》出版之前寫過很久[24]，波娃當時並不認為這些故事值得發表，因此讓它們在40多年後才這樣做。
波伏娃還寫了四本自傳，分別為：《一個乖女孩的回憶錄（Memoirs of a Dutiful Daughter）》、《生命的精髓（The Prime of Life）》、《情勢（Force of Circumstance）[25]》和《說到底（All Said and Done）》[24]。1964年，波娃出版了中篇小說自傳《很容易死亡（A Very Easy Death）》，涵蓋了她探望因癌症去世的年邁母親的時間，該中篇小說透過在醫患關係中說真話來帶出道德問題[26]。
1944年，波娃撰寫了她的第一篇哲學論文《皮瑞斯与辛尼阿斯（法语：Pyrrhus et Cinéas）》，那是存在主義倫理學的討論。1947年，她透過第二篇論文《歧義的存在主義（英语：The Ethics of Ambiguity）》繼續探索存在主義；它可能是存在主義中最容易的入門。在這篇論文中，波娃消除了一些矛盾，包括沙特在內的許多矛盾都存在於其主要的存在主義作品中，包括了《存在與虛無（Being and Nothingness）》。在《歧義倫理學》中，波娃面臨著絕對自由與環境約束的存在主義困境中[20]。
波娃的《第二性》於1949年首先以法語出版並大獲成功，一周內銷量2萬2千多冊，它把存在先於存在主義本質的口頭禪轉向變成女權主義者的口頭禪：「一個人不是天生的而是成為一個女人（法語：On ne naît pas femme, on le devient）[33]」。波娃以這個著名的短語首先闡明了被稱為生物性別區別，也就是說，生物性區別在於生物性別與性別的社會歷史建構及其隨之而來的刻板印象[34]。波娃認為：「婦女被壓迫的根本原因是其（女性氣質）作為典型的歷史和社會建設」[35]。
《第二性》的手稿頁於2018年出版，當時她的養女——哲學教授茜尔维·勒邦-德·波伏娃（英语：Sylvie Le Bon-de Beauvoir），她描述了其母的寫作過程：波娃首先親手寫下她書中的每一頁，然後才僱用打字員[43]。她於是成為了女權運動的領袖人物，她透過神話、文明進程、宗教、解剖學和傳統風俗，她分析了當時女性的現狀，這在社會上也引起了軒然大波，尤其是談到母系與墮胎的問題上，堕胎在當時社會被視為殺人的行為。對於婚姻，波娃也有不同的見解，認為它猶如中產階級學府，跟妓女一樣噁心，因為婚姻讓女人受其丈夫的制肘，無法逃脫。
《寧靜而死》於1964年出版，波娃在這部作品中描述了自己母親於生命中最後的一段日子。這是沙特眼中波娃最好的一部作品，字裡行間透出強烈情感，作品也提及了有關對於生命垂危病人的救治以及安樂死。在波娃承受着喪母之痛的時候，她結識了一位哲學系大學生西爾維亞-勒-龐（法语：Sylvie_Le_Bon_de_Beauvoir），她是一直支持著波娃的年輕女子。她的有著十分微妙的關係：「母女」、「朋友」、「情人」…… 波娃於其自傳中的第四章《一切都說了，一切都做了（Tout compte fait）》中講述她跟西爾維亞的關係猶如十五年前跟其已故好友扎扎的關係。西爾維亞後來成為了波娃的養女並承繼了波娃的所有遺產和著作。
^Wendy O'Brien, Lester Embree (eds.), The Existential Phenomenology of Simone de Beauvoir, Springer, 2013, p. 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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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allaize, Elizabeth. Simone de Beauvoir: A critical reader Digital print. London: Routledge. 1998: 6. ISBN 978-04151470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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