性別指定（英語：sex assignment）、性別判定、性別決定。^[1][2]其是指對新生兒性別的判定，通常由助產士、護士或醫師等醫護人員在嬰兒出生時，根據其外生殖器進行檢查後作出判定。^[3]在絕大多數情況下（99.95%），性別在出生時可以明確指定。然而，大約每2000個新生兒中會有1個，其生殖器無法清楚顯示為男性或女性，這需要進一步的診斷程序，並推遲性別的指定。^[4][5]

在大多數國家，醫護人員的性別判定以及其他與出生相關的細節，依法會被記錄在正式文件上，並提交給政府以便後續簽發出生證明及用於其他法律用途。^[6]

嬰兒的性別特徵不完全符合典型男性或女性定義的「間性」情況，其發生率介於0.018%至1.7%之間。^[7][8][9]雖然某些間性情況會導致生殖器模糊（約佔出生的0.02%至0.05%）^[4]，但其他情況則呈現出明顯的男性或女性外生殖器，可能因此延遲到生命的後期才被發現是間性情況。^[10][11]

在社會和醫學上，通常假設個人的性別認同會與其出生時指定的性別一致，使其成為順性別者。然而，對於少數人而言，指定的性別與其性別認同並不一致，這導致跨性別身份的經歷。在為間性個體指定性別時，一些醫護人員可能會考慮大多數具有相似間性狀況的人所發展出的性別認同，但這種指定可能會隨著該個體的成長而進行調整。^[2][12]

根據聯合國人權事務高級專員辦事處的說法，對間性個體在未經知情同意的情況下進行手術或激素干預以加強性別指定，被視為侵犯人權的行為。^{[13][2][14][15]}

性別指定是指在嬰兒出生時根據可觀察的身體特徵來判定其性別。這也被稱為性別判定。^[2][16]

在臨床和醫學領域，像「出生時的性別指定」這樣的術語用於描述出生時判定的性別，而「指定性別」也可能用來指代之後的性別重新決定，這在間性個體中尤其常見。

這些術語在美國精神醫學學會維護的《精神疾病診斷與統計手冊》（DSM）各版本中經歷了演變。最初，DSM第三版使用了「解剖性別」一詞。^[17]到1994年的第四版，開始引入「指定性別」這一術語，隨後的版本也使用了「生物性別」和「出生性別」。2022年的最新修訂版對語言進行了簡化，統一使用「性別指定」。^[18][2][19]

2006年的一份關於間性狀況的共識聲明也採用了「指定性別」和「判定性別」這些術語。性別通常被指定為男性或女性，進而衍生出一些特定的術語：^[12][2][20]

• 出生時被指定男性（Assigned male at birth, AMAB）：指任何年齡且無論當前性別如何，其性別在出生時被指定為男性的人。通常縮寫為 AMAB（Assigned Male at Birth）。同義詞包括「出生時指定為男性」（male assigned at birth，MAAB）和「出生時指定為男性」（designated male at birth，DMAB）。^[21][22]

• 出生時被指定女性（Assigned female at birth, AFAB）：任指任何年齡且無論當前性別如何，其性別在出生時被指定為女性的人。通常縮寫為 AFAB（Assigned Female at Birth）。同義詞包括「出生時指定為女性」（female assigned at birth，FAAB）和「出生時指定為女性」（designated female at birth，DFAB）。^[21][22]

• AGAB：為「出生時指定性別」（Assigned Gender At Birth）的縮寫。^[23]

性別指定術語的更廣泛採用引發了公眾辯論和批評。數學家艾倫·索卡爾和生物學家理查德·道金斯對「出生時指定」的術語表示反對。^[21]在2024年《波士頓環球報》的一篇專欄文章中，他們主張性別是一種「客觀的生物學現實」，由受孕時決定並在出生時被觀察到，而非被指定。他們認為，使用「指定」這一術語是「走向極端的社會建構論」的例子，扭曲了科學事實，並可能削弱公眾對醫療機構的信任。^[22]

在對具有間性狀況的新生兒使用「性別指定」這一術語上達成了共識。^[20]出生時觀察到的染色體性別與指定的性別可能會出於醫學原因而有意不同（基於對其未來心理社會和性心理健康的預測）。^[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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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拥有性別分化多元性（DSDs）新生儿的父母，需要提供足够的信息以帮助他们充分了解相关疾患，同时也需要给予心理支持和关怀。当新生儿具有非典型性别特征，或因事故导致外生殖器受损，或因男女二元划分的性别判定面临困难时，许多国家的法律仍要求必须在法律上决定为男性或女性之一。

生殖器外傷案例包括著名的大衛·利馬，在利馬17個月時由於包皮環切術時被意外摧毀，該案中性學家約翰·曼尼聲稱成功將一名因割禮事故導致陰莖毀損的17個月大男孩重新判定為女性。然而，後來證明這一聲稱在很大程度上是錯誤的。該名當事人大衛·利馬，後來認同自己為男性。^[24]

具有模糊生殖器的出生案例比例約為每2,000至4,500例出生中有1例（0.05%至0.02%）。^[4]典型的例子包括在看似正常的女孩中，陰蒂異常突出，或者在看似正常的男孩中，完全隱睾症。在大多數這些情況下，會暫時指定一個性別，並告知父母將進行測試以確認較顯著性別。此類情況中的常見測試包括骨盆超聲檢查以確定子宮的存在、睪酮或17α-羥孕酮水平檢測，和/或核型分析。在一些案例中，還會諮詢小兒內分泌學家來確認暫定的性別指定。在這些情況中，性別指定的確認通常會在數小時到數天內得到完成。

有些嬰兒出生時性別特徵具有較大的模糊性，使得性別指定成為一個更為漫長的過程，需要進行多項測試並對父母進行關於性別分化的深入教育。在某些情況下，可以預見孩子在成長過程中可能面臨身體上的困難或社會污名，因此決定指定的性別需要權衡每種選擇的優勢與劣勢。雙性人維權人士批評這些對嬰兒和兒童進行的「正常化」手術，因為這些個體無法獲得知情同意。^[25]

在德国，自2018年起已制定法律，允许将新生儿的性别注册为「其他」（德语为“divers”）。^[26]此外，新西兰、奥地利等国家也允许在出生届上选择未确定或第三性别。^[27]出生时以非男女选项注册的间性儿童，在其性别认同发展后，可以选择男性、女性或其他性别。这种做法旨在避免出生时基于不明确的特征判定性别，并导致未来与性别认同不一致的情况。

在歐洲社會中，羅馬法、後古典時期的教會法以及後來的普通法，將個人的性別分類為男性、女性或雌雄同體，並根據顯得最為主導的特徵來確定其作為男性或女性的法律權利。在羅馬法下，雌雄同體必須被歸類為男性或女性。^[28]12世紀的《格拉提安法令集》指出：「雌雄同體是否能作為遺囑見證人，取決於哪一種性別佔優勢。」^[29][30]作為普通法基礎的16世紀《英格蘭法律原則》描述了雌雄同體如何根據佔優的性別以男性或女性身份繼承財產。^[31][32]幾個世紀以來，性別指定受到質疑的法律案例一直有所記載。

隨著間性的醫療化，性別指定的標準在過去幾十年中不斷演變。這種演變受到了臨床對生物因素和診斷測試理解的進步、手術技術的改變、潛在併發症的日益明晰，以及成長於各種間性狀況下的成年人的結果與意見的影響。

在1950年代之前，性別指定幾乎完全基於外生殖器的外觀。儘管醫生意識到存在一些情況，表現出的第二性徵可能與個體的指定性別不一致，或者性腺性別與外生殖器性別不匹配，但由於當時對此類情況的理解和在嬰兒期進行診斷的能力非常有限，大多數情況下無法預測未來的發育。

在1950年代，內分泌學家對主要的間性狀況如先天性腎上腺增生症、雄激素不敏感症候群和混合性腺發育不全等有了基本的理解。可的松的發現首次使得嚴重先天性腎上腺增生的新生兒得以存活。新的激素檢測和核型分析使得對嬰兒期的診斷更為準確，並且能夠預測未來的發育情況。

性別指定不再僅僅是選擇以什麽樣的性別撫養，也開始包括手術治療。隱睾可以被下降至陰囊。過度增大的陰蒂可以被切除至通常的大小，但創造陰莖的嘗試未成功。約翰·莫尼和其他有爭議的案例認為，孩子們更有可能發展出與撫養性別一致的性別認同，而非由染色體、性腺或激素決定。由此產生的醫療模式被稱為「最佳性別模式」（Optimal Gender Model）。^[33]

针对性別特征非典型的新生儿，历史上曾进行过符合其被指定性别的典型特征的医疗干预措施，这种做法被认为是严重的人权侵犯。即使在没有紧急或医疗必要的情况下，医生与父母，甚至在某些情况下仅由医生决定，对新生儿实施外生殖器的重塑、内生殖器的摘除或性激素疗法。^{[34][35][36][37]}特别是，由于新生儿无法对性别指定手术或激素治疗表示同意，加之手术可能导致終生的併發症，这些行为受到了广泛批评。^[38]然而，根据新生儿性别分化的具体情况，有时可能需要紧急医疗干预，因此明确的区分必要性显得尤为重要。

2011年，一位出生时被指定为男性的德国女性克里斯蒂安娜·福林（Christiane Völling，患有先天性肾上腺增生症）提起诉讼，称其在18岁时未经同意或解释被摘除了子宫和输卵管，要求损害赔偿。该案件是世界上首例类似案件胜诉的案例。^[39]2015年，欧洲委员会认为，对具有非典型身体特征的个体实施未经同意的性别指定手术是侵犯人权的行为，并批评将所谓「间性」或身体特征的多样性一概病理化的做法。^[40]同年4月，马耳他成为世界上首个基于身体完整性和身体自主权原则，将未经同意的性特征改变定为违法行为的国家。这项法律受到了相关当事人团体的积极评价。^{[41][42][43][44][45]}

出生时的性别判定基于以下假设进行：新生儿身体的第一性徵所關聯的性別、该儿童青春期时将经历的第二性征所關聯的性別，以及未来其自我认同的性别（即性别认同，或称性別同一性）都将一致。然而，实际上约有1%的人群中，出生时判定的性别与其性别认同不一致，^[46][47]这类人被称为跨性别者或稱性別不一致。相对的，出生时指定的性别与性别认同一致的人被称为顺性别者。^[48]

在具有性別分化多元性（DSDs，即间性）的人群中，同样存在跨性别者。然而，DSDs与跨性别是两个不同的概念。^[49][50]2023年的一项研究显示，在612名跨性別男性中，有9人（1.5%）被诊断为间性；在215名跨性別女性中，有4人（1.9%）被诊断为间性。^[51]另有研究表明，约8.5%至20%的间性者会经历性别不安。^[52]根据「澳大利亚间性人权组织」（Intersex Human Rights Australia）2015年的调查，四分之一的间性受访者表示其性别认同为「女性或男性」之外的其他类别。^[53]

尽管许多国家正在推进允许跨性别者重新決定出生时判定性別的相关立法，然而制度性障碍和结构性歧视依然普遍存在，这一问题受到持续关注。

近年來，對於法律上必須指定性別的需求正越來越多地受到跨性別、變性者及間性人士的挑戰。^[54][55]一份為荷蘭安全與司法部撰寫的報告指出：「性別越來越被視為一種『敏感的』身份特徵，但迄今為止並未在隱私法規中被視為或受到保護。」^[54]澳大利亞政府的指導方針則表明：「各部門和機構在收集指定性別或性別認同信息時，必須確保該信息的收集是必要的，或直接與該機構的職能或活動相關。」^[56]

性別登記於1811年在荷蘭引入，當時是為了應對與性別相關的權利和義務，例如兵役。^[54]雖然許多與性別相關的法律規定已不再存在，但出於包括「加快身份識別程序」在內的理由，這些規定仍被保留。^[5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