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國後，他的父親只是對他說：“盡忠也是盡孝”。[6]他回到了西貢，在黃公發私立學校（Trường tư thục Huỳnh Công Phát）任教，並參加了西貢-堤岸的革命活動。[7]在此期間，他被接納加入了印度支那共產黨，被組織指派與海潮（越南语：Hải Triều）（阮科文）一起負責南圻處委的學生和反帝委員會。
由於他的公開的反殖民政府活動，從他在法國留學以來殖民當局一直在注意他。1935年6月25日，他被法國在西貢的法院以顛覆政權罪判處5年監禁和10年管制。在被關押在西貢大監獄（越南语：Khám Lớn Sài Gòn）時，囚犯編號爲6826 mpp的他被囚犯們派爲總代表，多次與典獄長鬥爭，要求改善囚犯的生活條件。因此，爲了隔離他和其他囚犯，1937年6月26日，他和一些同志被單獨關押在S號建築，直到刑滿。[8]
1945年4月中旬，黨中央的聯絡員李政勝（越南语：Lý Chính Thắng）和阮氏琦（Nguyễn Thị Kỳ）帶著第八次會議（1941年）的決議和指示“日法對峙和我們的行動”來到南方，南圻處委隨後組織南部越盟陣線。
三次會議
在日本宣佈向同盟國投降后，認識到時機已經到來了，1945年8月15日晚，處委常委會成立了起義委員會，並召開了南圻處委擴大會議，討論起義問題，計劃次日趁著青年先鋒在西貢宣誓的機會起義。會議於16日晚在Chợ Đệm舉行，然而，鑒於南圻起義（越南语：Nam Kỳ khởi nghĩa）的經驗，一些代表就時間問題進行了激烈的辯論。會議同意繼續做充分準備，等待河內的消息，將起義日期推遲到了18日。[13]
8月22日晚，新安的起義的到了成功。8月23日晚舉行的第三次Chợ Đệm會議立即指定成立全南部的臨時行政委員會，簡稱南部臨時委員會（Lâm ủy Nam Bộ），陳文饒擔任主席。8月24日下午，在南圻處委的領導下，先鋒青年武裝部隊在新安、邊和、土龍木和西寧發動起義奪取政權，然後向西貢集合。8月25日，西貢爆發了大規模抗議活動，大多數管理設施被南部臨時委員會控制。
在這之前的1943年10月，南圻處委重新成立，由陳文饒擔任書記，另外還有一個獨立運作的印度支那共產黨組織。為了區分，歷史研究者們通常將後者稱爲解放處委（Xứ ủy Giải phóng），因爲該組織的機關報是《解放報》，或稱爲舊越盟；而陳文饒擔任書記的處委通常被稱爲前鋒處委（Xứ ủy Tiền phong），因爲它的機關報是《前鋒報》， 又稱新越盟。
1941年1月，南圻處委重新成立時，潘文圭（越南语：Phan Văn Khỏe）任書記，出版《解放報》。1941年年中，南圻處委遭到殖民政府逮捕、無效化後，1942年東部聯合省委（Liên tỉnh ủy miền Đông）成立了，隨後1943年南圻東部幹事委員會（Ban cán sự miền đông Nam Kỳ）成立，1944年是南圻越盟圻部成立。[17]包括陳文微、黎有喬（越南语：Nam Mộc）、黎明定、陳文茶、製（鞋匠）、裴文譽、陳文迦、蘇記（越南语：Tô Ký）等共產黨員在《解放報》的秘密出版組織中，獨立運作，仍然以圻部的名義活動。該小組打算重組南圻處委，總部設在西貢，但由於主要成員被追捕，必須不斷轉移，經常失去聯繫，無法召集。
新南圻處委成立后，陳文饒邀請解放組織的成員阮氏十（越南语：Nguyễn Thị Thập）加入南圻處委。然而，由於組織方式的差異，統一領導的嘗試沒有成功。解放組織繼續獨立運作，並建立了自己的基層組織。1944年11月，解放組織的大多數成員被殖民當局拘留，印刷廠也被拆除。日軍在法屬印度支那發動三九政變後，許多成員趁機逃離監獄。
1945年3月20日，解放組織在美湫核芒（Xoài Hột）舉行會議，成立了南圻臨時處委，選舉民孫子（即陳文微）爲書記。1945年5月，臨時處委在旭門婆點召開會議，成立了正式處委，名爲南圻幹事委員會（Ban cán sự Nam Kỳ），由黎有喬（越南语：Nam Mộc）擔任書記。[18]
長征總書記指出：“南圻黨部正處於危險之中。1945年三九政變前，後江的同志們在《先鋒報》上發表“抗日建國”的口號，主張撤回反法口號，理由是與民主的法國合作，打擊日本法西斯。前江的同志們又在《解放報》上罵先鋒組織“親法”， 誇讚法國精神；這些同志在3月9日的“政變”後依舊保留了“驅除日本、法國法西斯”。[19]1945年7月，兩個處委的聯合行動委員會成立了，但兩個處委仍然單獨運作。1945年8月兩個處委合併，翁文謙（越南语：Ung Văn Khiêm）擔任書記。
此時距離越南獨立只有不到一個月的時間了，臨時委員會雖然控制的力量人數衆多，但是管理經驗不足。許多地方出現了無政府的現象，其他政治組織也在獨立發展自己的勢力。在南部同時有兩個處委組織的狀態，導致共產黨在南部的能力和威望下降，甚至在兩個組織之間出現了矛盾和衝突。中央派遣了黃國越（越南语：Hoàng Quốc Việt）和高鴻領南下（8月27日抵達西貢）統一處委，並將先鋒青年和救國青年組織合併，於9月7日成立了新的南部行政臨時委員會，由范文白擔任主席，陳文饒擔任副主席兼軍事委員會主任，並邀請一些非越盟人士加入政府。據黃國越說，“我們和南部處委當時的主張是必須選擇一些有聲望的知識份子，而不是共產黨員擔任南部主席，因爲南部當時的情況在對內和對外上都有需要。”[19]
與此同時，自1945年9月12日以來，法國軍隊不斷湧入西貢，經常發起挑釁或提出各種不平等條件，單方面煽動各組織之間的衝突，尋求武裝干預的藉口。面對這種情況，脆弱的臨時委員會政權只能以拖延的準備抗戰。9月22日晚，法國軍隊開火佔領了南部臨時委員會總部、國家自衛局和其他一些臨時委員會政權的設施。由於事先的準備，臨時委員會領導得以立即逃脫了追捕，並指揮武裝隊伍發起反擊。1945年9月23日，在梅樹路（今阮廌路）629號的屋中召開了會議，成員有：黃國越、高鴻領（來自越盟總部），翁文謙（越南语：Ung Văn Khiêm）、阮文阮（來自處委），范玉石、吳晉仁（來自人民委員會），黃文聲、陳文饒（來自抗戰委員會）等人。陳文饒被任命爲南部抗戰委員會主席，發出了南部抗戰運動的號召。[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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