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德国“炮舰外交”的重要工具，也是德国殖民政策下众多事业的参与者，莱比锡号在服役生涯期间曾进行过三次重大的海外巡航，每次都完成了环球航行（德语：Liste von Weltumrundungen）。第一次是从1877年至1878年作为海军学员的教学舰航行，首先前往西印度群岛，继而向西横跨太平洋到达日本，然后从那里返回欧洲。在1882年底至1884年底的第二次巡航中，该舰首先再度沿西线前往东亚，然后经西非返回，并参与了在那里占领德国殖民地的行动。第三次航行于1888年启动，首先是东非，继而向东穿过亚洲到达南太平洋和南美洲；它从那里再次前往非洲和东亚，最后于1893年开始返回欧洲。回到德国后，军方认为将莱比锡号改装成训练舰的成本太高，因此该舰仅被用作宿营废船（德语：Hulk (Schiffstyp)），直到1919年意外沉没。它于1921年被打捞上岸，随后在同年拆解报废。
1878年4月11日，莱比锡号恢复了前往东亚的航程。继绕过南美洲南端驶入太平洋后，它在夏威夷群岛的檀香山经停，并在当地受到了国王卡拉卡瓦的登舰访问。随后，该舰到访了墨西哥和美国的几个港口，然后继续横渡太平洋。莱比锡号于7月5日抵达日本横滨，接替随后启程回国的奥古斯塔号护卫舰。当时，东亚驻地的成员还包括炮舰信天翁号和独眼巨人号，但信天翁号很快被狼号（德语：SMS Wolf (1878)）所取代，而护卫舰弗蕾亚号也于其后入列。10月7日，帕申获晋升为海军上校；此时东亚驻地的全部四艘舰都在日本长崎集结。在接下来的五个月里，莱比锡号一直留在日本海域。它于1879年4月才航行到中国，在那里与姊妹舰阿达尔贝特亲王号和护卫舰路易丝号会合，这两艘舰分别被派往接替莱比锡号和弗蕾亚号。5月28日，莱比锡号离开上海，开始返回德国的旅程，它分别在新加坡、荷属东印度群岛的安耶尔（英语：Anyer）、毛里求斯、南非的开普敦以及英国的普利茅斯经停，最后于9月27日抵达基尔，并就地退役。[9]
第二次海外部署
莱比锡号直到1882年底才重新入役，在此期间，该舰进行了广泛的大修，包括将舰桥移到更靠后的位置，更换更为高效的方向舵，并安装了四具350毫米鱼雷发射管。1882年10月，在海军少校奥托·赫尔比希（Otto Herbig）的指挥下，它迎来了跟舰训练的1881届学员，其中包括弗朗茨·冯·希佩尔。莱比锡号于10月19日离开德国，由于在北海遭遇强烈风暴，它不得不在普利茅斯和雅茅斯停留，等待天气好转。此后，该舰沿着与1877年相同的路线前往东亚，但途中没有在中美洲停留。1883年6月，莱比锡号抵达东亚，加入海军少将路易斯·冯·布兰克（德语：Louis von Blanc）麾下的东亚分舰队，并与旗舰施托施号会合。8月，该舰访问了俄国的海参崴，10月又将德国总领事卡尔·爱德华·察佩（德语：Carl Eduard Zappe）从上海接载到济物浦，后者在那里签署了德国与朝鲜王朝之间的首个贸易协定。由于恶劣的天气，莱比锡号不得不在朝鲜驻留到12月。在此期间，赫尔比希率4名军官以及军乐团前往汉城拜会了朝鲜高宗。12月15日，赫尔比希获晋升为海军上校。[10]
莱比锡号进入悉尼的旱坞进行保养维护，分舰队则于11月航行到新西兰，然后前往萨摩亚的阿皮亚。1891年1月，它们离开阿皮亚取道马绍尔群岛返回香港，期间不时独立航行。莱比锡号于2月14日抵达中国，继而从3月中旬开启了包括南京在内的中国内河港口之旅。期间它曾在吴淞口搁浅，但得以在涨潮时自行脱困。与此同时，瓦卢瓦斯接到率分舰队前往智利的命令，惟搁浅事故推迟了他的出发。他把莱比锡号带到横滨，以检查舰体是否受损。在横滨，瓦卢瓦斯收到了另一组强调必须尽快前往南美洲的命令。由于智利于1891年陷入内战（英语：Chilean Civil War of 1891），这场冲突威胁到了德国在当地的利益。德国总理列奥·冯·卡普里维最初反对派遣军舰加入已开始在智利海域集结、旨在保护当地欧洲人的国际舰队，但在帝国议会进行了长时间的辩论后，他软化了态度，命令瓦卢瓦斯赶赴智利。后者收到的第二组命令措辞严厉，以至于他指示舰长们不要再补给燃煤库存，以避免进一步延误，而是希望利用有利的风向尽快横渡太平洋。[18]
当这些舰只穿越太平洋时，他们发现风力不够大，无法像瓦卢瓦斯所希望的那样快速推进，因此不得不借助于蒸汽机。然而，以惊人的燃煤消耗量而臭名昭著的莱比锡号，在途中耗尽了燃料。索菲号亚历山德里娜号不得不拖曳着它完成余下的行程，历时97小时，航行了1,217海里（2,254公里）。这些舰只首先前往美国的旧金山，然后向南驶至瓦尔帕莱索；它们于7月6日抵达，但在港口外围停留了三天。当时，战事尚未蔓延到这座城市，因此从7月下旬到8月下旬，瓦卢瓦斯将他的舰群带到更靠北的伊基克和科金博。三艘舰于8月20日返回瓦尔帕莱索，到这时，叛军部队已经向该市推进。瓦卢瓦斯与支持反政府国会派系的智利海军（英语：Chilean Navy）官员、海军上校豪尔赫·蒙特谈判，允许一支由9名军官和291名水兵组成的德国登陆队上岸保护该市的德国人。这项工作是与英国护卫舰冠军号（英语：HMS Champion (1878)）的一支分遣队合作完成的。当这些官兵上岸后，他们在莱比锡号军医的监督下建立了一家医院。8月30日，由陆军上校埃斯塔尼斯劳·德尔·坎托（英语：Estanislao del Canto）领导的叛军部队控制了瓦尔帕莱索。随着城内的战斗结束，登陆队于9月13日返回他们各自的舰上。此后不久，时任智利总统何塞·曼努埃尔·巴尔马塞达自杀，有效地结束了冲突。瓦卢瓦斯的舰只在智利又停留了三个月，但该国未再发生进一步的事端。[19]
1891－1893年
1891年12月中旬，瓦卢瓦斯接到柏林的命令，要求他离开该地区。三艘舰遂于1892年1月1日穿过麦哲伦海峡，五天后抵达蒙得维的亚。瓦卢瓦斯本以为此时会接到归国的指示，但他却接到了横渡大西洋前往开普敦的命令。途中，它们曾在巴西的南里奥格兰德经停。这些舰只于2月21日来到开普敦；两天后，海军少将弗里德里希·冯·帕维尔兹（德语：Friedrich von Pawelsz）抵达，接替瓦卢瓦斯担任分舰队司令。三艘舰在开普敦进行了必要的维修，继而于3月22日向北航行到德拉戈湾，帕维尔兹和部分军官从那里上岸拜访了川斯瓦共和國总统保罗·克留格尔。分舰队随后继续驶向德属东非，在那里与燕子号和海鸥号会合。由于殖民地的局势平静，所以分舰队于5月5日被进一步转移至东亚，仅留下计划于6月返回德国的索菲号。后者在阵中的位置由巡洋护卫舰阿科纳号取代。莱比锡号和亚历山德里娜号继续前往科伦坡，在那里它们为驻地舰鸡貂号和狼号带来了轮换船员。分舰队随即驶向香港。此后，它们于9月和10月访问了中国港口，在此期间，亚历山德里娜号还去往日本。当莱比锡号身处上海时，帕维尔兹接到命令返回东非，因为桑给巴尔苏丹阿里·本·赛义德驾崩后的继位问题威胁到该地区的稳定。帕维尔兹遂召回亚历山德里娜号在香港会合；它们于11月16日启程返回东非。[20]
两舰于1893年1月5日到达桑给巴尔；一个月后的2月6日，阿科纳号加入了它们的行列。曾驻扎在中美洲水域的巡洋护卫舰玛丽号也被编入帕维尔兹的分舰队。燕子号和海鸥号同样仍在东非，这使得本·赛义德驾崩后可用于应对任何危机的舰船总数达到六艘。然而，随着政权平稳过渡，危机得以避免，莱比锡号遂于3月3日去往开普敦进行大修；阿科纳号和亚历山德里娜号也于当月晚些时候抵达当地。按照计划，分舰队应在维修完成后返回东亚，但检查发现莱比锡号的舰况在海外役期中已经严重恶化。舰只推进系统的磨损过于严重，开普敦的造船厂无力应对，因此时任帝国海军办公室国务秘书的海军上将弗里德里希·冯·霍尔曼（德语：Friedrich von Hollmann）命令它返回德国。3月29日，帕维尔兹接到指示随莱比锡号回国并解散常驻分舰队；其余舰只则各自去往别处。莱比锡号向北航行，穿过大西洋，途中在圣赫勒拿、佛得角和马德拉岛经停。帝国海军总司令、海军上将马克斯·冯·德戈尔茨（德语：Max von der Goltz）和莱比锡号的前任指挥官、时任北海海军基地（英语：Marinestation der Nordsee）司令的瓦卢瓦斯中将在席尔利希（英语：Schillig）泊地迎接该舰的回归。[21]
Gröner, Erich. German Warships: 1815–1945. I: Major Surface Vessels. Annapolis: Naval Institute Press. 1990. ISBN 978-0-87021-790-6.
Wiechmann, Gerhard. Die preußisch-deutsche Marine in Lateinamerika 1866–1914. Eine Studie deutscher Kanonenbootpolitik. Bremen: Hauschild. 2002. ISBN 3-89757-142-0.
Hildebrand, Hans H.; Röhr, Albert & Steinmetz, Hans-Otto. Die Deutschen Kriegsschiffe: Biographien: ein Spiegel der Marinegeschichte von 1815 bis zur Gegenwart.Band 5. Ratingen: Mundus Verlag. 1993. ISBN 978-3-7822-0456-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