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事件过去之后,谁开了第一枪这个问题成了未解之谜。墨西哥政府宣称:从附近公寓楼射出的子弹是刺激军队开始发动攻击的原因。而学生抗议者们则有另一套说法:头顶上的直升机发出信号指示军队向人群开火。身兼记者的作家艾琳娜·伯利亚托瓦斯卡采访了当晚的亲历者,并在她的书《发生在墨西哥的屠杀》(Massacre in Mexico)讲述了那时的景象:“火舌划过天空,人们不假思索地举头仰望。一声枪响接着传入了人们的耳中。大家陷入一片恐慌,向四面八方逃去。”[11] 全国罢工委员会的成员试图稳定秩序,但很快广场还是陷入一团混乱。
很快,奥林匹克营(the Olympia Battalion),一个政府为奥运安保筹建的秘密部队得到命令,要求他们逮捕CNH的领导人并推进到广场。这只秘密部队由军人、警官以及联邦安全委员会的特工组成。[21]他们身着白手套,或者把白手帕系在左手上来把他们和平民区分开,并防止军队误击。[11] 欧内斯特·莫拉莱斯·索托上尉[註 5](Ernesto Morales Soto)这样说:“一看到预先约定的信号—空中的一道闪光,我们便封锁了上述的两个入口,阻止一切人员进入或者离开。”[11]此后对广场的进攻造成了数百人遇难以及多得多的伤员。遭到射击的军队用子弹来回应,他们向周围建筑以及人群开火。受到射击的人中不仅有抗议者,还有无辜的观察员、路人和围观者。毕竟,示威者和无辜者看起来并没有明显的差别,其中包括好事的年轻人、记者(其中有一位便是大名鼎鼎的意大利记者奥里亚娜·法拉奇)和孩子。人群遭到子弹的射击,肢体很快垒成了堆。奥林匹克营推开人们,并命令他们趴在靠近电梯墙的平地上。人们说他们就是一开始向军队和人群开枪的人。[21].录像也指出至少有两组奥林匹亚营的人躲藏在附近的公寓楼内。一组在莫林罗·德·雷伊楼(Molino del Rey Building)上架起了一挺机枪,时任内政部长的路易斯·埃切维利亚的一位妻姐妹住在那。另一组躲在特拉特洛尔科的圣地亚哥教堂里(the church of Santiago de Tlatelolco), 狙击手就部署在屋顶上,还有附近的女修道院里和外交部塔楼上。在外交部的塔楼上有很多牵涉到这次事件的人在那。他们包括但不限于那些首先开火的人、在19层架起一挺机枪的人和在17层布置一台摄像机的人。很有意思的是,录像证据显示:10个戴着白手套的人离开教堂,撞上了一队军人,军人们用武器指着这群人。这些人中的一个出示了一个像是身份证件的东西之后,就得到了放行。[21] 杀戮持续了整夜,军警沿着通向广场的方向逐个屋子地搜查,切断奇瓦瓦楼及其周边的电力和通信。事件的目击者声称:遗体起初放到救护车上,后来军方来了,把遗体从车上放下来堆在一起,不顾遗体中可能夹杂着生者的可能性,把它们统统装进了军用卡车里。有些人说:尸体又装进垃圾车里,运向未知的目的地。军队把学生们聚拢在奇瓦瓦楼的电梯墙下,把他们脱光并肆意殴打。3000名到场者被带到教堂旁的女修道院,直到第二天的天明之前,无人来过问他们。他们都是些和学生没有共同之处的人,不过是周围的居民,看热闹的人、过路人还有一些到场只为听听演讲的听众。还有些目击者宣称身着便衣的奥林匹克营的成员在事件过后到附近的屋子搜索学生。
对这次事件的官方解释是“示威者中间的武装煽动者在可以俯视全场的建筑里先于保安部队开枪。安保力量突然发现置身于狙击枪的枪口之下为了自卫而开火还手。次日清晨,报纸报道20到28人死于事件,数百人負傷,逮捕人數達到成千上百。[11] 大多数墨西哥媒体这样报道:学生们用盘踞在公寓楼的狙击手开火的方式激起了军队的猛烈报复。埃尔·迪亚报1968年10月3日的头条(即屠杀次日的头条)如下:“特拉特洛尔科集会上的罪恶挑衅激起了可怕的流血事件”(Criminal Provocation at the Tlatelolco Meeting Causes Terrible Bloodshed)。政府控制的媒体忠实地报道了墨西哥政府版的这次事件,但另一种观点最终浮现了出来,并占据上风。
1998年,埃内斯托·塞迪略总统在特拉特洛尔科事件三十周年纪念日那天批准了一项国会对10月2日事件的调查。然而,革命制度党政府依旧坚持它的不合作态度,不愿公布和那次事件相关的官方档案。在2002年时事纵观(All Things Considered)节目对美国国家保密档案馆墨西哥文档项目的主管凯特·道尔的采访中,她这样描述革命制度党政府的调查:我的意思是:这么些年来,已经有很多对事件的调查。事实上,前总统米格尔·德拉马德里在昨日即将出版的采访中,说他已经就档案和示威照片咨询过军队和内政部长,却遭到了极大的政治压力以阻止调查。当他进一步施压时,军队和内政部宣称由于档案保管不善,他们找不到。[23]
《记忆的清除》(Borrar de la Memoria)这部电影讲的是一位记者调查一位死于1968年7月的女孩的故事,电影顺带提及了那次屠杀。该片由大学电影研究中心(Centro Universitario de Estudios Cinematograficos)一位学生罗伯托·伦特利亚(Roberto Rentería)拍摄。他同时也在撰写一部关于上述女孩的文稿,她以La empaquetada(打包的)之名而广为人知。这是因为当她被发现时,她的身躯在肢解後装入一个盒子里。
40周年纪念游行
2008年10月2日,两场纪念游行在墨西哥城举行。一路从师范学院出发到索卡洛广场。另一路的起始点是国立理工学院,结束点是事件发生地三种文化广场。根据游行的一个组织者68年委员会(Comité del 68)表示,共计4万人参加了游行。[31]
^原文是Although at first simply a response to the violent repression of fights between rival porros (gangs),
^原文是These parochial organizations, the smallest units of the CNH, decided the scope and issues the student movement would take up, which included rural and urban concerns.
^"“La democracia, punto de unión universal entre quienes animamos ese movimiento, se vuelve un espejismo cuando nos acercamos tratando de precisar su contenido.” See Sergio Zermeño, México, una democracia utópica: El movimiento estudiantil del 68, 5th Edition (Mexico City: Siglo Veitiuno, 1985), 1.
Lucas, Jeffrey Kent. The Rightward Drift of Mexico's Former Revolutionaries: The Case of Antonio Díaz Soto y Gama. Lewiston, NY: Edwin Mellen Press, 20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