約翰內斯·弗里德里希·利奧波德·馮·塞克特[註 1](德語:Johannes Friedrich Leopold von Seeckt,1866年4月22日—1936年12月27日),通稱漢斯·馮·塞克特(Hans von Seeckt),是一位德國陸軍將領,最高軍階為大將,以擔任威瑪共和國軍隊——「防衛軍」陸軍領袖後推行改革而聞名,亦曾為總參謀部之替代機關——「部隊室(英语:Truppenamt)」的主任。
塞克特於1885年加入軍隊,在第一次世界大戰於東線、巴爾幹戰區以優異的參謀作業能力嶄露頭角,還一度做到土耳其軍參謀總長。塞克特在戰後成為軍隊的實際領袖。由於戰後德國因《凡爾賽條約》而限軍十萬人,他重新發揚傳統的普德學派軍事思想、規劃精英主義式的新式軍隊,將每一位軍官都培養為未來的高級指揮員,為日後的擴軍打下結實的基礎。塞克特也將軍隊從政治勢力中排除、超脫於政府,形成「國中之國」,並規避協約國對德國履行《凡爾賽條約》的監督,以各種方式訓練軍隊操作被明令禁止使用的毒氣、戰車、飛機等武器,同時大力推動德國與蘇聯同盟,最終促成兩國簽署《拉巴洛條約》進行政治、軍事和經濟上的合作。由於對「防衛軍」建設有深遠的影響,塞克特也被稱為「防衛軍之父」(Vater der Reichswehr)[4]。
塞克特於1866年4月22日出生在什勒斯維希的一個古老的波美拉尼亞人家庭裡,其於十八世紀被封為貴族[5]。家族最早投身軍旅者是塞克特的祖父魯道夫·馮·塞克特(Rudolf von Seeckt)原為瑞典的一名軍官,後於1816年轉投普魯士陸軍,以求在第六次反法同盟戰爭中更快速的晉升,儘管魯道夫的軍事生涯稱不上順利,但他依舊於普軍中留任,最終以上校軍階退役[6],魯道夫之妻為艾瑪·伊色雷斯(Emma Israels),具義大利血統,其祖先於1600年遷居至波美拉尼亞。父親理查·馮·塞克特(德语:Richard von Seeckt)也加入普魯士陸軍,在三次德意志統一戰爭中晉升迅速,最終以步兵上將退役,還曾作到波森省的軍政總督[7][8][9],理查後來娶表妹奧古斯特·馮·塞克特(Auguste von Seeckt)為妻[10],塞克特是兩人的第三個孩子,大姐夏洛特·魯道夫·瑪莉(Charlotte Rudolfine Marie,1862年出生)為後來的羅特基希-特拉赫伯爵夫人(Gräfin von Rothkirch und Trach)[11],兄長弗里茲(Fritz,1863年出生)和弟腓特烈-威廉(Friedrich-Wilhelm,1874年出生)皆夭折[12]。
1915年1月27日,塞克特晉升上校[15]。德軍總參謀長埃里希·馮·法金漢於3月9日將他調至東線擔任新成立的奥古斯特·冯·马肯森將軍第11軍團參謀長。一個月後,德奧聯軍發動大規模戰略進攻——「戈爾利采-塔爾努夫攻勢」,塞克特在本次行動中扮演了關鍵角色,此戰重創俄軍,不僅損失40萬人,還失去整個加利西亞,德軍則在12天內推進80英里,攻至波蘭和烏克蘭交界的桑河,是德軍在一戰中最大的一次勝利[18][19],令塞克特於1915年6月26日晉升為少將,還獲得普魯士陸軍最高級別的軍事勳章——功勳勳章[8][1][5]。整個夏季,第11軍團繼續發動其攻勢,而東普魯士的第8軍團也跟著南下進攻,時至8月中,俄軍已被逐出整個波蘭,且又額外有35萬人被俘[18]。1915年9月,塞克特轉任至馬肯森將軍統御的「馬肯森集團軍(英语:Army Group Mackensen (Serbia))」擔任集團軍參謀長,該單位包括德國第11軍團,奧匈帝國第3軍團和保加利亞第1軍團,旨在對塞爾維亞發動三國聯合攻勢。1915年10月6日,同盟國聯軍發動進攻,於11月底攻佔塞國全境,後者殘部退至阿爾巴尼亞,塞克特的功績勳章因而加上了「橡葉」[5][18]。「馬肯森與塞克特」的組合常為與一次大戰的另一組「興登堡和魯登道夫」相比,塞克特在給妻子的私信中也提及法金漢將他與馬肯森的關係喻為後者的組合[20],當時還流傳著一種說法:「哪裡有馬肯森哪裡就有塞克特,哪裡有塞克特哪裡就有勝利。[21]」,不過塞克特的功績甚為興-魯兩人所嫉妒,後者自1916年起職掌德國軍事最高權力,是塞克特未能在大戰中指揮大軍的主要原因,也是他只被配發於次要戰場,而非主戰場西線的理由,但最終也因此保住其軍事聲譽、無需為戰爭後期西線總崩潰負責[21]。
1916年春,「馬肯森集團軍」駐紮於保加利亞等待凡爾登會戰的結果,塞克特正準備發動對薩羅尼卡的攻勢。然而6月4日,俄軍搶先發動了該國於整場大戰中的最大的戰略攻勢—「勃鲁西洛夫攻势」,奧軍防線已被突破,奧軍總參謀長康拉德·馮·赫岑多夫與法金漢緊急調派塞克特任命為奧軍第7軍團司令卡爾·馮·普夫蘭策爾-巴爾丁(英语:Karl von Pflanzer-Baltin)的參謀長,儘管第7軍團成功遏止俄軍一次以上的攻勢行動,但該單位指揮部中德奧軍官的關係十分惡劣,普夫蘭策爾-巴爾丁與塞克特亦然,前者稱塞克特「傲慢、不可控制」,人只會「過來、觀察、下令」,而不諮詢他的上司,後者則稱其「絕非德國人之友」。「勃鲁西洛夫攻势」達到高潮後數星期,第7軍團總崩潰,全奧軍損失近百萬人,也讓羅馬尼亞加入了大戰[22]。該年8月,調為名義上由卡爾大公指揮的「卡爾大公集團軍(英语:Army Group Archduke Karl)」參謀長,該集團軍為收編各個被俄軍重創的各奧國軍團,經過整編和激烈的戰鬥後,終於將俄軍擋在喀爾巴阡山一線。「勃鲁西洛夫攻势」停止後,同盟國軍轉將重心放到俄羅斯與羅馬尼亞連結處,歷經兩個月的進攻後,奧軍於1916年12月6日佔領羅國首都布加勒斯特,將其逐出戰爭[23]。1916年11月下旬,奧皇約瑟夫一世逝世,卡爾繼任皇帝,故該集團軍轉由約瑟夫·奧古斯特大公(英语:Archduke Joseph August of Austria)指揮,也易名為「約瑟夫大公集團軍」,塞克特於1917年大半時間都在該單位,最終離任時,約瑟夫大公稱他無法想像比這位「史芬克斯」還要好的參謀長[22]。1917年12月2日,魯登道夫派塞克特任鄂圖曼土耳其帝國總參謀長[24],此項任命令當時多位高級軍官頗為驚訝,以塞克特的資質和戰績,魯登道夫竟將他佈署到此一次要戰場[25],但這也如同前述,塞克特得以與西線的失敗加以切割[24],更能一直累積以機動戰的方式打敗佔有數量優勢的敵軍之經驗,與歷經西線壕溝戰的其他德軍將領大為不同,對機動戰保有其信心[25]。
根據威瑪共和國憲法,繼承帝國時代「皇帝」的軍隊最高統帥地位者為共和國總統,而國防部長則有總統命令授權、指揮軍隊的權限,當前總統艾伯特為文人出身,並不具有實質指揮軍隊的能力,以往的統帥機關總參謀部亦遭廢除,故作為總統唯一統帥幕僚機構的國防部地位甚為重要。原先塞克特規劃一個高效的平行組織,使國防部下的各部門均有相當的權力,各部負責人直接隸屬國防部長,包括帝國時代的陸軍署和由於總參謀部遭到廢除而設置替代機關——「部隊室(英语:Truppenamt)」。然而塞克特當時罹患了嚴重的心臟病,只得休養至秋天,這時國防部已完成了全面改組,陸軍多新設了「陸軍總指揮」(Chef der Heeresleitung)作為直接指揮該軍種的實質指揮官,因此原先同陸軍署地位相等的「部隊室」則變成下屬機關,「陸軍總指揮」因此成了實質的最高統帥和總參謀長。「陸軍總指揮」一職在選派時塞克特與普魯士戰爭部長瓦爾特·萊因哈特的呼聲最高,而諾斯克不想要具有傳統普魯士軍人氣質的塞克特,故建議艾伯特選擇萊因哈特擔任,而塞克特只得擔任「部隊室」的主任[33],塞克特為此憤恨不平,認為萊因哈特比自己資淺(受任時軍階僅為上校,塞克特則在1915年6月26日即晉升為少將),而且過於傾向共和,兩人時常意見相左[34]。
與此同時,德國國內各種不滿共和政府的密謀集團也積極準備發起叛亂,慕尼黑為大本營的納粹黨聲勢尤為浩大,在當前內外交困的局勢下,塞克特認為有必要與其領導人——阿道夫·希特勒接觸。1923年3月11日,在魯登道夫的撮合下,塞克特與希特勒於慕尼黑進行了兩人首次的會晤,希特勒在描繪德國未來政治光景和目標時帶有顛狂的態度嚇到了塞克特,兩人對於當前法軍佔領魯爾的觀點也有分歧,希特勒要求先是將柏林的「馬克思主義政府」要員「吊死在街燈上」、將衝鋒隊編為新的軍隊和擴軍,還要放火燒了國會大廈,最後還對塞克特表示,「當一切都化為灰燼後,我們將會轉過來對付你們」,塞克特因此結束了會談,雙方不歡而散[41][42]。之後隨著政治動亂的升級,塞克特電令「防衛軍」提高警備,撲滅了數場政變,這些行動使塞克特本人成為希特勒的黨報——《人民觀察家報》的攻擊對象,誣指他將發動獨裁政變,連帶攻擊塞氏之妻為猶太人一事,更使其忍無可忍[43]。不久,巴伐利亞出現新的危機,巴伐利亚州州长古斯塔夫·馮·卡爾宣佈脫離中央政府,成立連同奧地利在內的「多瑙河聯邦」,而塞克特下令第7軍區司令官——駐於當地的第7師師長奧托·馮·洛索(英语:Otto von Lossow)將軍去查封《人民觀察家報》,但後者並未執行。憤怒的塞克特於10月19日下令解除洛索的職務,卡爾卻宣佈將後者留任,在「國防軍不打國防軍」的觀念下,塞克特也無法派兵鎮壓巴伐利亞的叛亂[44]。
總體而言,塞克特在動盪不安的共和國初期頂住沉重的社會壓力,在有限資源下重建軍隊和維持普魯士軍事傳統,使其在軍中有舉足輕重的影響力[61],日後在二次大戰橫掃歐洲的「國防軍」,其1939年與1940年的「閃擊戰」的各種教範、精神和戰術幾乎都是在1920年代初便已打下基礎。1940年5月,德軍在西方戰役以裝甲部隊大勝英法聯軍,德軍最高統帥部作戰處長阿爾弗雷德·約德爾即稱「(今天)有這種結果我們必須歸功於施里芬和塞克特。[62]」,而美國歷史學家赫伯特·羅辛斯基(德语:Herbert Rosinski)則評價:「他在作為一位政治領袖、軍事組織家、教育家,而尤其是作為一位卓越的戰略家來講,其優越性是無可爭辯的。[63]」美國軍事歷史學家高登·亞歷山大·戈蘭(英语:Gordon A. Craig)則稱這支軍隊「從一個有著忿恨不滿、士氣沮喪的軍官團、種類不同、缺乏協調的各種部隊的集合體變成一支品質純一、嚴格訓練的部隊,至少在素質上來看,歐洲無有匹敵者。[64]」
同年9月27日,南德地方報紙報導前皇儲威廉身著全套軍裝參加第9步兵團的秋季大演習活動[85],消息很快地便傳遍了全國,並引起了軒然大波,外國媒體稱霍亨索倫皇朝將復辟,國內左派的新聞媒體則攻擊塞克特的行動違反憲法、對現有政權構成威脅,要求其為此負責下台。10月1日,塞克特與格斯勒會談,起先前者表示對此一無所知,但很快就被迫承認與事實不符,格斯勒便要求塞克特為此下台負責[86]。約哈希姆·馮·史圖爾普納格(德语:Joachim von Stülpnagel)上校曾對此事做了評論:「王儲一事只是壓垮駱駝的最後一根稻草,如果塞克特事前便告知格斯勒(王儲參加演習),以後者平日掩蓋許多祕密之身份,相信也能立即撫平此事,然而塞克特平時對待該人的態度太過粗魯,後者便不會對此容忍……[86]」除了與格斯勒之間的紛爭,外長施特雷澤曼也終於表態與塞克特的矛盾,連同各部首長一同圍攻該人,有能力擺平爭議的施萊歇爾選擇袖手旁觀,塞克特只得去尋求興登堡的支持。興登堡對此事的態度居於關鍵,但此人平日便與塞克特間存有嫌隙,首相威廉·马克思在塞克特之前便告知興登堡,若其不辭職將可能引發內閣倒台的危機,使得塞克特的形勢更加險惡。塞克特的部屬威爾納·馮·弗里奇中校原建議塞克特發起武裝政變,但後者無意將問題擴大到跟總統作對。10月8日中午,興登堡召見塞克特,後者原僅是做一種表態,提出了「陸軍總指揮」的辭呈,但出乎其預料的,興登堡予以接受,塞克特因此就被解除了職務[84][87][88][89][74]。
蔣與塞克特於28至31日進行了長談,內容包括許多建軍的戰略和問題,會談結束後,蔣中正表示希望塞克特能作他的高級顧問,後者以身體不適為由婉拒,但答應在華考察期間整理出一份建議書予蔣中正,作為回應中方期待之回報[103]。塞克特於6月6日北上華北訪問國民政府要人、視察國軍駐長城部隊,6月30日,塞克特交付其所編撰的《陸軍改革建議書》(原名為《致蔣介石元帥之備忘錄》,Denkschrift für Marshall Chiang Kai-Shek),其內容主要為:一、軍隊要置於蔣中正的絕對控制之下,只有在這種情況下政府才能建立起權威;二、必須建立一支人數少、訓練有素、裝備精良的軍隊,當前的中國軍隊人數過多,建議仿效德國軍隊的軍官團,在中國軍隊中建立教導旅;三、中國兵工廠的產能遠不足其軍隊所需,應逐步建立起自己的軍工業,可在「歐洲軍火公司」的幫助下進行;四、需增加在華德國顧問的人數,為提高其組織效率,需要進行必要的組織變動[104][105]。不久後,塞克特便啟程取道南京至上海,返回德國[106]。途中,塞克特一度停留於廣州與陳濟棠會面,並任由其隨員與地方政府進行交易談判、發展地方武力,埋下日後不愉快之關係的種子[107]。
塞克特著作頗豐,包括《現代騎兵》(Neuzeitliche Kavallerie)、《東西之間的德國》(Deutschland zwischen West und Ost)、《一個士兵的思想》(Gedanken eines Soldaten)、《毛奇——一個典範》(Moltke. Ein Vorbild)、《國家的未來:評價與主張》(Die Zukunft des Reiches. Urteile und Forderungen)、《德國外交政策之路》(Wege deutscher Außenpolitik)、《國防》(Landesverteidigung)[129][1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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