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青年》(法語:La Jeunesse)是新文化運動的核心雜志,後來成爲中國共產黨機關刊物。1915年9月陳獨秀在上海創辦,面嚮青年,宣揚民主與科學[1][2]。開始名爲《青年雜誌》,一年後改爲《新青年》,1917年搬到北京,1918年編輯部進一步擴大,包括錢玄同、劉半農、陶孟和、沈尹默、胡適、高一涵、魯迅、李大釗。這一時期中國的著名思想家、文學家們紛紛在該刊物上發表文章,《新青年》和北京大學成爲新文化運動的主要陣地。從1920年9月第8卷第1號開始,成爲中國共產黨機關刊物。1926年7月終刊,共出9卷54號。
该刊创始人陈独秀在二次革命失败后对中国时局进行了思考,认为政治革命无用,而“救中国、建共和,首先得进行思想革命”。民国四年(1915年)夏天陈独秀从日本回上海后便开始筹备《青年杂志》,先是同亚东图书馆的汪孟邹商量,在得知亚东图书馆无法合作后又被介绍给群益书社的陈子沛、陈子寿兄弟。几人商议后由群益书社出版《青年杂志》,每月一本,每期支出在200圆。最初发行量为1000份。编辑部在陈独秀家,上海法租界嵩山路吉谊里21号。
在创刊号上,陈独秀发表创刊词《敬告青年》,对青年提出六点要求:
并指出:“国人而欲脱蒙昧时代,羞为浅化之民也,则急起直追,当以科学与人权并重。”也就是提出了民主与科学的思想。
《青年杂志》(法文刊名“La Jeunesse”)初期,并未引起社会注意,“销售甚少,连赠送交换在内。期印一千份。” [3]
1916年,群益书社接到上海基督教青年会来信抗议,信上说该杂志同青年会杂志《青年》、《上海青年》同名,要求《青年杂志》改名。为了避免诉讼麻烦,出版方陈氏兄弟与汪孟鄒和陈独秀商议后,自第2卷起《青年杂志》改为《新青年》(下文简写为《新》)[4]。最初由陈独秀主编,刊登投稿。
1916年2月5日1卷6期后因护国战争停刊7个月。1916年9月改名《新青年》复刊,后因北洋当局尊孔风起,1卷6号和《新》2卷1号上发表易白沙《孔子平议》,开始批孔。后陈自2卷2号至3卷6号(16年10月—17年6月)连续发表《驳康有为致总统总理书》、《宪法与孔教》、《孔子之道与现代生活》、《袁世凯复活》、《旧思想与国体问题》、《尊孔与复辟》等文,推动批孔运动。
1916年11月陈独秀与汪孟邹为亚东书馆和群益书社招股在京停留数月,后蔡元培聘请其出任北大文科学长,陈在1917年1月将新青年总部迁往北京,办公地点在东华门外箭杆胡同,但印刷地点仍在上海。1月,《新》发表胡适给陈独秀的回信,名为《文学改良刍议》,产生重大反响。1917年初四川吴虞响应,致陈独秀数稿,支持批孔,文响一时,被称为四川“只手打孔家店的老英雄”。8月,《新》出齐3卷后因“不能广行,书肆拟终止”停刊[5]。
1918年1月15日复刊出版第4卷1号,此时编委会经过改组由李大钊、钱玄同、刘半农、胡适、沈尹默、高一涵、周树人(魯迅)轮流编辑,不久鲁迅也加入到编辑队伍当中。在第4卷第3期中,刊登《本誌编辑部启事》:“本誌自第四卷第一号起,投稿章程业已取消,所有撰译,悉由编辑部同人共同担任,不另购稿。其前此寄稿尚未录载者,可否惠赠本誌?尚希投稿诸君,赐函声明,恕不一一奉询,此后有以大作见赐者,概不酬。”即《新青年》自4卷1号后改为同人编辑,不接受来稿。5月15日4卷5号发表鲁迅的小说《狂人日记》,进一步推进批孔运动。
1917年秋,上海中华书局费逵、俞复等开设“盛德坛”,组织“灵学会”。并于1918年1月起出版宣传灵学及研究鬼神的《灵学杂志》,《新》对此展开激烈抨击,同时与杜亚泉主编的《东方杂志》展开了东西文化论战,宣传民主主义思想,批判传统道德观念。
到1919年初,群益书社翻印再版1—5号卷《新》,发售预约卷的广告一经推出,即被抢购一空。《新》销量日渐兴旺,全国不少新式学堂设其代销点。
1919年6月11日陈独秀因散发《北京市民宣言》传单被捕,《新》又停刊5个月。此后陈独秀辞去文科学长一职,前往上海。10月迁回上海,设立于原环龙路老渔阳里2号,但仍保留北京编辑部。1919年12月的第7卷起由陈独秀一人主编。1919年12月1日第7卷第1号《新青年》刊登了《本誌所用标点符号和行款的说明》指出“现在从7卷1号起,划一标点符号和行款”。1920年末胡适提出《新青年》应“声明不谈政治”,遭到了陈独秀、李大钊、鲁迅等人的反对。
1920年中共发起组决定将《新》从9月1日出版的第8卷1号改组为机关宣传刊物。封面也做改变:正中为一个地球,从东西两半球分别伸出两手相握。暗示中国人民与十月革命后的苏维埃俄国团结,也暗示全球无产阶级团结[6]。封面上隔着大西洋握手的图案,是美国社会党的党徽。编辑部增加李汉俊、陈望道、袁振英等发起组成员,刊登启示与群益书社解除关系,专门成立“新青年社”独立印行。同时增《俄罗斯研究》专栏,到9卷3号止。胡适对此后《新》的变化提出质疑,认为“色彩过于鲜明”,“北京同人抹淡的功夫决赶不上上海同人染浓的手段之神速”[7]。
1921年1月22日胡适写信与北京同人李大钊、鲁迅、钱玄同、陶孟和和高一涵等,再次声明其主张,指责《新》“差不多成了《Soviet Russia》的中译本”并给陈望道寄去明信片表示反对“将《新》所宣传共产主义之用”[8]。同时《新》的变化也招致社会上的议论和批评,同时部分军阀地区也禁止邮寄,《新》内部开始分裂。胡适主张另创哲学文学杂志,将马列理论分裂出《新》,同时将编辑部移回北京。但陈依旧坚持己见,并取消了北京的编辑部。
1921年2月上海法租界巡捕查抄新青年社,处罚并勒令其迁移[為何?]。《新》从8卷6号起转入地下编辑,假托迁移广州,继续由陈望道等人编辑。
1921年7月中共成立,《新》成为理论刊物。9月陈独秀再任主编,只出一期后停刊。1922年7月又出一期(9卷6号)。
为借《新青年》的影响力,中共于1923年6月15日再刊《新青年》,改为季刊,由瞿秋白主持。中共四大决定改为月刊,由彭述之负责。1925年4月1日,第一期后,彭述之因病住院,复由瞿秋白主持。后因人力物力困难,难以为继,1926年第5号后,终刊。
《新青年》宣传民主与科学,提倡新文学反对旧文学,提倡白话文反对文言文。受到1917年俄国十月革命的影响,《新青年》在后期开始宣传马克思主义以及马克思主义哲学。
许多高層共产党员(如毛泽东)都受到过《新青年》的影响。
在中國大陸教科书中,以「四個反對」和「四個提倡」概括新文化運動的主要內容,其中首兩條即是「德先生」和「赛先生」:
《新青年》发行以后,受到《学衡》等的批判。
當以科學與人權並重
擁護那德莫克拉西(Democracy)和賽因斯(Science)兩位先生
这一期的封面上有一小小图案,是一东一西,两只大手,在地球上紧紧相握。这暗示中国革命人民与十月革命后的苏维埃俄罗斯必须紧紧团结,也暗示全世界无产阶级团结起来的意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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