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田会议,即中国工农红军第四军第九次党代表大会,1929年12月28日至29日在福建省上杭县古田镇召开,史称为“古田会议”。在会上毛泽东确立了其在红四军中的领袖地位,此乃中国共产党历史上重要的会议之一。[1]
背景
井冈山会师之后,红四军成为当时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力量最强的一支武装队伍,也招致了国民革命军的大力围剿。1929年初,红四军在第三次會剿的巨大压力下撤出湘赣苏区,转而转战江西南部和福建西部。在此期间,作为南昌起义餘部代表的朱德和秋收起义部队代表的毛泽东,对许多问题产生了分歧和矛盾,形成了“朱毛之争”。当时,中共对红四军进行领导的三个机构:中共湖南省委前委、湘赣边界特委和红四军军委,前两个均是毛泽东任书记,後一个先後由陈毅、朱德任书记。1929年2月3日,红四军召开罗福嶂会议,在会议上,毛泽东成功地取消了红四军军委,将其改为政治部,毛兼任政治部主任。
1929年6月,在福建龍巖縣召开了红四军黨的第七次代表大会,选举军黨委和军委书记,大多数代表都投票陈毅为军委书记,只有林彪少数幾个人投票毛泽东为军委书记。[2][3]随後,毛泽东根據前委决定,到闽西蛟洋(今上杭縣蛟洋鎮)养病。1929年9月,陈毅化装绕道香港去上海,参加党中央召开的军事联席会议,向中央军委彙報红四军七大的情况。根據联席会议精神和周恩来的指示,陈毅代中央起草了《中共中央给红军第四军前委的指示信》,史称“中央九月来信”;来信强调红四军全体指战员要维护朱德、毛泽东的领导,并指定毛泽东仍为红四军前委书记。
1929年9月召开过红四军八大。
会议经过
12月28日至29日,第四军第九次党代表大会在上杭县古田鎮召开,出席会议的代表共120多名。大会由陈毅主持。毛泽东作了政治报告。朱德作了军事报告。陈毅传达了中央九月来信。与会者讨论了中央指示和上述报告,总结经验教训,通过了《中国共产党红军第四军第九次代表大会决议案》,即著名的古田会议决议案。会议选举毛泽东、朱德、陈毅、李任予、黄益善、罗荣桓、林彪、伍中豪、谭震林、宋裕和、田桂祥为前委委员,毛泽东为前委书记。
1931年4月的苏区中央局扩大会议决议第一号中指出:“流氓路线曾经在四军七次代表大会正式进攻,起了领导作用,统治了前委,党的正确路线,一时失败。经过八次大会,特别是九次大会严重奋斗,流氓路线的领导又从事实上宣告破产,正确路线对于流氓路线的坚决斗争,才在这个时候作了一个总结。”[4]
决议内容
《中国共产党红军第四军第九次代表大会决议案》共分9个部分:[5]
- 关于纠正党内错误思想;
- 党的组织问题;
- 党内教育问题;
- 红军宣传工作问题;
- 士兵政治训练问题;
- 青年士兵的特种教育;
- 废止肉刑问题;
- 优待伤病兵问题;
- 红军军事系统与政治系统问题。
其中, 《关于纠正党内的错误思想》是决议的核心部分,其基本内容为:[6]
- 指出“中国的红军是一个执行革命的政治任务的武装集团”。“红军决不是单纯地打仗的,它除了打仗消灭敌人军事力量之外,还要负担宣传群众、组织群众、武装群众、帮助群众建立革命政权以至于建立共产党的组织等项重大任务”。这就规定了红军的无产阶级性质和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
- 确立了中国共产党对军队实行绝对领导的原则。红军执行无产阶级革命政治任务,争取中国人民大众获得解放的事业,必须坚定地置于中国共产党的绝对领导下,这是红军保持其无产阶级性质的根本条件。强调必须确立党在红军中的绝对领导地位,强固党的组织。厉行集中指导下的民主生活,要从教育上提高党员政治水平。一切工作,在党组织讨论和决议之后,再经过群众去执行。还要发动地方党对红军的批评和群众政权机关对红军的批评,以影响红军的党和红军的官兵,达到军政一致,军民一致。
- 阐明军事和政治的关系。《决议》认为,红军的一切军事行动,都是围绕党的政治中心任务进行的,必须接受党的政治领导。红军的政治机关与军事机关,在前委指导之下,平行地执行工作。指出必须加强官兵的政治训练,明确地规定了红军的任务,军事工作系统和政治工作系统的关系,红军和人民群众的关系,士兵委员会的权能及其和军事政治机关的关系。
- 规定了军队内部、外部关系和瓦解敌军的原则。在军队内部实行民主,又必须克服极端民主化倾向。厉行集中指导下的民主,上级的决定必须坚决执行,党内执行少数服从多数的原则,同时正确地开展思想批评。凡地方政权机关已经建立的地方,军队就不能包办和干涉地方工作。加强对敌宣传工作,优待一切放下武器的俘虏。
- 强调对红军进行无产阶级政治思想教育以克服各种非无产阶级思想。教育方法有办报、办训练班、看书看报、个别谈话、开党内会议和政治讨论会,还有上政治课、组织政治训练委员会、教授方法、集合讲话、游艺、改良待遇和对青年士兵的特种教育。全面提出了在红军内加强党的建设的方法和途径。
參閱
参考文献
参见